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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省外调入
1952年起，部分供销合作社经营耕畜业务。1954年水灾，耕畜死亡多，供销社为了扩大耕畜经营，从内蒙、新疆调进马、驴、骡等耕畜。1956年，收购的耕畜大部分支援阜阳、宿县等地区。1957年，全国供销总社分配安徽蒙马5000匹，按蚌埠、阜阳、六安等专区各县需要数字，由省统一与内蒙古供销社订立合同，内蒙古向各县直接调拨，各县自负盈亏。各县供销社与农场、农业社签订合同，预交货款。县社加1％～2％的经营管理费和每百匹加3％的损耗费，转让或出售（每匹马运抵省内约260元）。 1958年“人民公社”化，私人耕畜归集体所有，重用轻养，老残病弱和死亡现象严重，缺畜矛盾尖锐。省供销社系统及省直有关部门，分别在云南、贵州、辽宁、新疆、内蒙等设立耕畜工作组，负责组织全省耕畜的采购和调运工作。是年，收购辽宁黄牛1万头，新疆和内蒙马、驴、骡1万匹，云南、贵州牛4000头。1959年经营数量骤增，为历史最高水平。 1962年，耕畜市场受地区封锁，处于关闭。因调出省不准耕畜出境，供销社经营耕畜数量剧减。次年，淮北地区缺畜严重，有“无牛队”2120个、“独牛队”14806个，按每队5头配备，需要耕畜69729头。1964年，供销社系统通过市场余缺调剂，省外采购和接收国家分配，调进辽宁耕牛1万头，重点支持淮北地区“无牛队”和“独牛队”，使“独牛队”下降到5446个，“无牛队”降为680个。次年，全国供销总社分配安徽耕牛1万头，重点安排缺畜地区，其中安排阜阳专区3000头，宿县专区4000头，滁县专区2000头，六安专区1000头（寿县600头、霍邱400头）。省、专供销社负责组织，县供销社直接经营。起运前的检疫工作由农业部门派兽医负责。省、专供销社和农业部门各派主管负责干部1人，成立耕畜调运领导小组，驻产区开展工作。 1966年，省供销社从贵州调进水牛8000头、黄牛2000头，从吉林调进黄牛10000头，供应阜阳专区6000头、宿县专区6000头、其他专区8000头。部分缺畜县还从云南调进一批耕牛。供应采取按质论价，明码标价，不寄养，不赊销，让生产队自行选购；销售价格按照利润不超过5‰的保本微利原则作价。 1968年，全国供销总社平衡分配安徽省黄牛1万头（云南、贵州各5000头），马2000头（云南），驴3000头（内蒙），安排阜阳、宿县两专区，以县为单位，直接与云南、贵州省农资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联系调进。1969年后，省内耕畜数量增加，缺畜状况缓和，供销社农资部门经营数量减少。是年，全国总社分配安徽耕畜11900头（其中内蒙耕驴1万头，四川耕马1900头），仅接收调入900头，比上年下降75％。 1970～1974年，耕畜从辽宁、新疆、内蒙、云南、贵州、浙江、江西等省（自治区）调入，其中新疆、内蒙为马、驴，其余省均为耕牛。 1975年，耕畜存栏略有下降，需求增加，各地供销社又从内蒙、云南等地调入一批耕畜，其中接收国家分配的内蒙耕马5000匹，蒙城县农资公司从内蒙古西马旗购进耕马534匹，其中，大马447匹、小马87匹，因接收、调运、出售时间过长，造成死亡136匹，降价亏损计9万多元，占总价值的1／3。1976年起，耕畜外采减少。1980年后，省内耕畜繁殖快，存栏数量大，缺畜矛盾逐渐缓解，供销社经营耕畜数量急剧下降。1982年起，产地耕畜市场对外开放，省内各县可凭公社以上单位证明，直接到外省产区采购。是年，全省从省外调入耕畜7000头。1984年，皖、滇两省联营耕畜，因价格差异少，销路不畅而终止。之后，供销社耕畜经营业务基本停止。1952～1986年安徽省供销社系统耕畜购销存数量见表7—4—2。 1952～1986年安徽省供销社系统耕畜购销存数量统计表 表7—4—2单位：头  注：纯购进不包括省外调入数。 附： 界首牲畜市场简介 界首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交界。20世纪初，在沙河南岸的老街口，有三、五家私人牛行经营牲畜，上市、成交量都较少。抗日战争后，外地资本家逃到界首，发展成商业城市，人口多达20余万，牲畜行业也随之兴盛，私人牛行发展到105家，成立有马王会，雇佣人员数百人。 建国初期，界首牲畜市场仍为私人牛行所把持，若干名把持牛行的人，组织300多个交易员，成立6个“联营社”，操纵牲畜市场交易，欺骗农民。1952年3月，为稳定市场，界首市合作总社建立牲畜服务部，为农民办理代买代卖牲畜业务。1954年，牲畜部接管了6个“联营社”，对私人牛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统一了界首牲畜市场，划分为12个大组，有管理和交易人员600人，交易采取现款结算，不赊不欠。牲畜成交后，由交易组记账，开给5联卑，交买卖双方各执1联，卖方于次日到牲畜部办理取款或汇款手续。留有结算前的时间，供买方饲养观察“内五行”弊病，发现有病，可以退换，买卖双方交纳手续费1％到1．5％。 1958年，牲畜市场划为2个大组，4个评议组，为便于市场管理，改善交易条件，牲畜由街头栓桩，改为院内交易。因耕畜入社，归集体所有，牲畜流通市场受到限制，上市交易数量减少。1963年，恢复牲畜市场，到1969年，牲畜年平均上市量为27万头，交易量为21万头。1972年，因只准耕牛交易，不准骡、马、驴上市，交易量骤减，为历史最低水平。次年6月后，恢复骡、马上市，交易回升。 1975年，界首牲畜服务部有职工48人，之后，业务逐渐扩大。1979年春季，53天的交流会中，上市牲畜达46974头。次年，上市量15．7万头，交易量2．3万头。1980年上市、交易量分别增加至17．3万头和3．3万头。1983年开放市场，敞开交易。市场划为交易小组，每组有1～3名交易员。凡进入市场的牲畜，都必须由交易员根据行情和牲畜规格（畜别、口齿、体材、肥瘦、强弱、毛色、长相等），进行评议价格，明码标价，买卖双方协商成交。次年，为提高竞争能力，扩大交易市场，在牲畜服务部基础上成立县牲畜公司，下设6个牲畜部，与30个小牛行联营，共有276人，其中交易员44人，编制外社会交易员80名；占地120亩，房屋280间，其中牲口场房120间，可同时供800头牲畜夜宿。 界首牲畜服务部自成立起，先后有24个省、市、自治区来交流牲畜，被誉为全国四大牲畜市场之一。牲畜来源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新疆、青海、内蒙、甘肃等地，主要为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就近的100多个县调剂牲畜，辽宁、吉林、河北、北京、天津、福建、浙江、上海、江西等省、市也常来调剂。服务部在组织市场调剂的同时，积极组织耕畜自营业务，以扩大耕畜市场供应。1955～1966年，先后从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内蒙、辽宁等省、自治区，采购耕畜6000头，其中，牛1500头、马4500头。据不完全统计，省外上市量一般占30％，成交量占40％左右。调剂方法主要是开办交流会，每年利用古会、节令，召开2～3次牲畜交流大会（骡马大会），每次1个月左右。会议期间，牲畜上市量集中，交易量大。据1979年统计，53天（3月15日至5月7日）春季交流会，牲畜上市46974头，成交7385头；平均日上市886头，日成交139头。高峰期，日上市量达千头，成交300头以上。为开好交流会，县（市）委和政府，组织工商、税务、银行、供销、公安等部门成立筹委会，协调牲畜交易工作。牲畜服务部（公司）除搞好牲畜交易市场管理外，还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畜提供吃、住、交通、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等条件。1969～1988年界首牲畜市场成交量及平均价格见表7—4—3、7—4—4。 1969～1988年界首牲畜市场成交量统计表 表7—4—3单位：头、万元  1969～1988年界首牲畜市场牲畜平均价格表 表7—4—4单位：元／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