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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农村市场
一、晚清时期的农村市场（1840～1912年） 清光绪二年（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芜湖辟为通商口岸。次年，芜湖设立海关，从此外国洋货大批涌入安徽城乡市场，安徽土货贸易也迅速增长。沿江的安徽大通、安庆也准轮船暂时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芜湖刚开埠时，洋货进口货值为89万海关两，至光绪十五年，增为近700万两，增长7．79倍。洋货主要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进口，再转运至芜湖入安徽的。19世纪90年代进入安徽的洋货，99％是由国内各通商口岸转运来的，直接自外洋输入安徽的洋货只占1％。 输入安徽的洋货主要有鸦片、洋纱、洋布，此外还有煤油、白糖、麻袋、铁皮、玻璃器皿等日用消费品。光绪二十五年，经芜湖进入安徽的鸦片达3192担、洋纱6．8万担、洋布51．4万匹，按当时安徽人口计算，是年平均每人服用洋布1．4市尺。由于大量的洋纱、洋布输入安徽城乡市场，使安徽农村的家庭纺织业受到很大的破坏，土纱布销路日渐减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徽“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予洋纱布”。鸦片，除经过芜湖关输入外，“从汉口乘船每日至芜湖之旅客，常藏少量之四川土于行李中偷渡海关”，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徽全省消费量约1万担左右。巨额数量的鸦片涌入安徽城乡各地，给安徽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安徽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皖北等地区普遍种植罂粟，“生产的主要中心在颍州府的蒙城、涡阳、亳州，凤阳府的凤阳、宿州，南方的徽州，亩产量最好为6斤，最差为1斤，以每亩产3斤计算”，总产量4000担。 安徽输出的物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光绪三年芜湖开关时，安徽土货输出额不到40万两，到光绪二十五年，增至1000万两，光绪三十一年为2100万两，民国8年（1919年）为3100万两，民国14年最盛时期为3700万两。详见表12—1—1。 1877～1933年若干年份芜湖海关土货输出额统计表 表12—1—1单位：海关两  这些市镇绝大多数只是小区域的商品集散地，但也有一些超出地区性的限制，与省外的某些都市有商品经济联系。以位于新安江畔的屯溪市为例，由于皖南地区盛产茶叶，屯溪市就成为皖南茶叶出口的一个集散地和转运点，加之有新安江的水运，“杭州及广州大船均泊此载货。屯溪以上，河水太浅，不能通航，屯溪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地点，从这条河运至杭州转运上海的绿茶，几乎全部是在屯溪装运的”。小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以20世纪初的当涂县为例，洋呢、洋缎、洋绸、洋布、洋纸、洋油、洋火、洋皂等洋货以及外省糖、盐、布匹、纸张、油、酒、药材并各种杂货，均由芜湖运入本境各镇市销行，每年约值银二十万两。安徽其他较大城镇情况也类似。由于安徽是一个农业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既有工商业的性质，又具有农业的性质。有相当多数的市镇，仅仅只有一、二家商店，大多数小集镇或是隔一日赶集，或是隔3～5日赶集，交易活动也不过一、二个小时。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价格低廉的洋纱、洋布大量涌入安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瓦解，农家对某些日用品不得不依赖于市场的供给，如用来购买洋纱、洋布等日用品等货币主要依靠出售农产品来获取，促使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徽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作物的增加。如稻米生产，清末，安徽年产稻米3000万石左右，约有1／10作为商品粮运至省外；茶叶生产，鸦片战争以后，国外对华茶需求剧增，刺激了安徽茶农植茶的积极性，皖南、皖西农民纷纷改农地种植茶树，茶园面积不断扩大；蚕桑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丝的出口数量继续增长，促使安徽长江两岸的蚕桑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泾县、宁国、安庆、滁州、芜湖、石埭等县开始普遍种桑养蚕，遂使蚕茧成了安徽长江流域一带农民副业的重要收入之一；棉花生产，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棉花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也促进了安徽植棉区迅速扩大。至20世纪初，随着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安徽长江沿岸的东流和县、芜湖、宿松、望江、滁州等地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此外，由于市场供求需要，安徽烟草、麻类、花生等农产品的种植在这一时期也有新发展。 二、民国前期的农村市场（1912～1937年） 民国初期，安徽一部分地主豪绅和官僚军阀纷纷兴办商业，一些工矿业者也纷纷抽资经商，安徽商业曾一度有所发展。当时，不仅城镇，即使是一些偏辟的街集，商业活动也较繁荣。以太湖县徐桥集为例，在30年代初期，就形成一条长3华里的商业大街，400多家店铺沿街而立，主要经营生铁、南北货、土产、日杂、布匹、皮革、金银器皿等，商品集散远及江西、湖北腹地。民国18年（1929年），全省60个县就有57个县成立了商会和各种同业公会。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行会除经营传统的米、茶、土产日杂以外，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也逐渐增多。 20世纪30年代，安徽商业状况日渐恶化。民国18年至20年，合肥因日货倾销发生商业危机。同时，经营国货的商店在廉价日货的冲击下，连续3次降价，许多商店纷纷倒闭。如全城78家棉布店中，就有46家倒闭破产。合肥的商业危机波及到皖中、皖西数十县。刚获初步发展的安徽商业，很快处于萎缩不振的境地。此间，安徽皖西地区革命根据地商业活跃。苏维埃政府在境内大力发展经济公社（即国营商业）；组织农民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经营范围是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合作社、合作商店还开办与销售有关的加工业，如屠宰、豆腐加工、卷烟、酿酒、榨油等；积极鼓励和扶持合法的私人经营，支持中小商人自由营业，鼓励群众集资开设米行、药材行、茶、麻行等。独山、诸佛庵、漫水河、闻家店、麻埠、流坡疃和金家寨等地，私人商业非常活跃，每日上市的人很多。麻埠，当时已成为皖西根据地的物资集散地和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商业贸易活跃。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大力提倡与白区开展正当的商业贸易。如霍邱县苏维埃政府规定，奖励根据地商人与白区群众、商人互相贸易，特别是鼓励非苏区的茶商树客到苏区收购茶叶、竹木，并保护他们向外的运输。白区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苏维埃政府还发给通行证，并免征或少征税收；对于一些中小商人，因扩大赤白区贸易缺乏资金时，苏维埃政府还及时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在根据地和白区的接壤处设立贸易点、收购站，允许他们向根据地贩进食盐、西药、布匹、电池直至武器，允许他们到根据地收购茶叶、丝、麻、竹木、桐油、茯苓、皮毛等农副产品。与白区的贸易不断发展，对根据地的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农产品商品生产，受当时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兴衰不定，有的已陷入困境。茶叶，由于国际华茶市场萎缩，波及安徽茶叶生产，民国18年降为21万担；蚕丝，本世纪20年代后，由于受外丝压迫影响过巨，安徽蚕茧、蚕丝生产日渐衰落。以贵池县为例，以往有十一、二所茧行，民国18年只剩下1家。民国5年全省蚕丝产量为15275．91担，到民国23年仅产7713担；烟草，安徽从民国初期引进美烟，一直为帝国主义所控制，至民国8年安徽烤烟产量为10500千磅上下，此后除民国13年和14年外，大都徘徊在3000千磅上下，民国22年以后才回升，至民国26年创建国前历史最高纪录，达3万千磅；安徽省盛产麻类，尤以皖西为盛。民国5年安徽大麻种植97814亩，年产19562800斤。到民国20年为8万亩，产量为14451000斤。以后一直徘徊不前。这一时期，安徽棉花生产得到发展，民国8年全省棉田面积为76．3万亩，产皮棉12．6万担。至民国25年棉田面积140．4万亩，产皮棉51．5万担，创建国前历史最高纪录。 这一时期主要商品集散地如下： 【庐州（合肥）】 合肥位于安徽省之中央，为皖中唯一之货物集散地。本地物产以米、麦、豆、花生等为大宗。杂粮次之。合肥交通，水路直通芜湖，轮船民船往来不绝，陆路南通安庆，西通六安，北通寿州，各处货集于此地，用民船运至芜湖，由芜湖再运销各省。每年输出米约300万担，豆类四、五万担，毛皮约30万张。合肥东门外码头附近有粮行30余家，其著名的大字号：有沈德丰、沈鸿昌、厚丰、鸿福兴、益兴隆、同宏泰、杨丰泰、沈馀庆、永康。粮行立买卖双方之间，便利交易，以赚取行用为目的，规定每石收本洋五分。斛斗有二种，一名大市斗，一名小市斗。 【六安】 六安为皖西货物集散地，淠水流贯其间，六安及六安以西、西南及南之三方的英山、霍山、金寨等县均为茶叶产地，青山、霍山、管家渡、苏家埠、西河口、独山镇、麻埠、流波疃所产之茶，多运至六安，由六安经淠河往正阳关，入淮河便可向四方运送。据六安商会报告，民国2年，当地绿茶交易有7万担，其中在六安当地及庐州附近消费约有100余担，其余皆运销北方诸省。主要行销地：北京、山东，河南。由于六安产麻甚多，六安茶行皆兼营麻业。茶行有名的大字号有：甘德和、章裕和、匡恒生、鼎盛、和丰、万和兴、德丰源、吉盈丰、兴盛样、义丰和、炳记。六安的茶铺以太平、徽州商人最占势力，著名大字号有：程德大、顺有德、宣源丰、宝兴、汇源。六安集散之米，年有30、40万石，大部分由水道运往镇江，部分由陆路运至庐州。 【正阳关】 正阳濒临淮河中游，水路与津浦铁路线相接，为皖西北各地特产之集散地。每年由六安及他处输入输出之米约有17、18万石，茶叶30～60万担之谱。正阳农产品皆用民船运至寿州，由寿州换轮船运往蚌埠，由蚌埠再经铁路运往南京。或由水路运往镇江。也有少数货物经由合肥运往芜湖。 【亳县】 民国前期，亳县商业极称发达。本县有钱庄30余家，每家资本均在2万元以上，境内盛产中药材，如白芍、菊花均为出产大宗，瓜萎、桑白、二丑等产量亦丰，药号共20余家，营业十分畅旺，如德泰、保全等数家，年营业额达30多万元。绸布业盛极一时，有大小绸布商店30余家，民国10年前后添设武安帮大绸布庄10余家，每年营业额达300万元。杂货业也极为发达，大小杂货商店不下百余家，豫东、鲁西各县集此贩运，自陇海铁路通车，以上批货县份，均由铁路直接运输，营业大有一落千丈之势，仅能向本县各集镇批销。亳县县城有商会一所，各同业会23所，直属商店12家，民国14年后，因战乱影响，灾患频仍，致使本县市面益形凋敝，金融枯竭，各业因经营亏损闭歇者时有所闻，市场日渐萧条。 三、抗战时期的农村市场（1937～1945年） 【沦陷区】 民国26年（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攻占郎溪。此为安徽省第一个被占领的县城。次年，全省有40多个县市被日军占领，被占领区约占全省国土的52％、人口的54％、耕地的61．6％。日军在占领区控制垄断商业活动，主要手段为：1．实行贸易封锁。日军在其占领的边界地区设立封锁管理处（站），严格禁止粮食、食盐、布匹、药品及其他军需物资的输出。在占领区内到处设立关卡，限制物资流动，如从芜湖至合肥一路要过20多道关卡，关关受卡，关关纳税，对民间物资进行严格的统制，以粮食为例，从生产、消费到存储，每个环节都要统制，食盐实行每人每月半斤的限量配给；2．实行商业垄断。日军一到，洋行必至。以安庆市为例，民国28年初只有5家日本洋行，至民国33年增加到了30余家，几条热闹街道的大铺面，几乎全被日本洋行及所办的商店所占。合肥、芜湖、蚌埠等市也相类似。当时，食盐、食糖、棉布、纸张极为紧缺，日本洋行便专横垄断，不许华人经营。汪伪政权成立后，南京成立了“日华消费合作总社”，设安徽分社于蚌埠，合肥、安庆、芜湖等地设支社，乡、镇设“出张所”。民间商店或销售点，被迫组成各种各样的组合，如香烟组合、食盐组合、煤油组合等，受“出张所”的控制，从而构成了对重要物资配给的销售网络。城乡居民被迫入股，每股交费2元（汪伪政府币值），入股取得社员资格并发给配给证，方能购买到食盐、煤油、火柴、食糖等定量配给的控制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支社以上的理事长都由日军洋行或汉奸担任，主要物资的销售渠道被日军洋行所把持，把垄断和控制之手伸向了广大的集镇和乡村；3．倾销洋货，掠夺资源。“七七”事变以后，日军侵略者极力排斥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五洋”（对洋货的总称）市场的地位，逐渐控制了“五洋”市场，洋货大都来自日本。安徽省的情况也是这样。以合肥为例，民国32年，合肥市在商会登记的商店有300家，其中专营“五洋”商品的达60家，还有100多家兼营“五洋”。此外，合肥、安庆、芜湖、蚌埠等市还成立了“五洋业”商会。可见日货倾销面之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安徽沦陷区还设置了专门抢夺重要物资的商行，仅合肥就设立了5家：即日华洋行，专门收购牛皮、羊皮、黄狼皮；冈浦洋行，专门收购生猪；昭和洋行，专门收购桐油、桕油、牛羊油等工业原料；还有两个洋行则专门收购铜、锡、钢等金属材料；4．走私活动猖撅。日本侵略者在安徽的蚌埠、芜湖、古河和南陵等许多城镇、交通要道和边界地区设立走私据点，并出动军队武装走私。蚌埠是日本侵略者在安徽最大的走私中心，芜湖是日本侵略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走私中心之一，全椒县古河镇是当时苏皖中部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也成为日本侵略者走私的一个重要据点。南陵与非沦陷区的徽州相邻，一度成为沦陷区与非沦陷区的物资进出口要道，商业活动近及沿江，远达浙西、赣北。走私物资主要有粮食、布匹、食盐、药品及军需品，甚至还走私军火。搞走私的主要有日军军官、日本洋行以及汉奸商人，还有国民政府及汪伪政府的军官和行政人员。此外，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烟苗，由日军、汉奸等反动势力组成的“宏济善堂”，芜湖、合肥设有分堂，专门收购和运销鸦片烟土。如合肥市郊区就种植大片鸦片烟苗，一到秋天，从大西门至三孝口和坝上街的街道两旁，烟农摆满了盛装鸦片烟膏的钵、缸、盆、碗、杯等器皿，任人选购。日本洋行还大量倾销“红丸”、“白面”、“海洛因”、吗啡等毒品。 【国统区】 民国27年6月国民党在安徽的统治区只剩下皖西、皖南山区和皖西北地区，以及日本未能占领的一些农村。由于战争、沉重的苛税，国统区农村经济日趋危机。是年夏，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皖北18县被淹，土地荒芜、农产品产量下降。民国29年，据国民政府能控制或能部分控制的43个县统计，稻米产量为28．99亿斤，麦子产量21．6亿斤。至民国33年，分别下降了40％和44．4％。商业活动，由于受当时形势影响，出现畸形发展。正常商业活动受到限制，投机性商业恶性发展。由于国统区的四周是日伪占领区，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商品，价格差异很大，一些商人利用这种差价，在边界地区行商买卖。为此，界首、河溜集、繁昌、叶集等边界城镇，商业活动曾一度繁荣。国民政府利用货物检查站，对往来商人增征税款进行盘剥。成立所谓“护商缉私队”，总部设在庐江，分别在亳县、太和、庐江、三河、襄安、土桥设置流动部队，专对经货检处检查过的商人货物，以防资敌为名，再行检查，再行盘剥，严重阻碍国统区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官员的商业投机和走私资敌活动却恶性膨胀。民国29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副司令李品仙开办的“立煌企业公司”和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开办的“兴业企业公司”，在国统区大量采购粮食、棉花、竹木、茶叶、桐油、生漆、皮革、麻类、肠衣、牲畜、家禽、铁砂等农矿产品，从无为、庐江和正阳关、河溜集两条主要渠道分别运往芜湖、蚌埠等敌占领区销售，再从敌占区购买大量的食盐、香烟、呢绒、布匹、丝绸、洋油、化妆品、日用品及各种日本货，运至国统区高价出售，有的运往西安、重庆、老河口等大后方销售，牟取暴利。据称，立煌企业公司每月销售额在七、八千万元以上，利润率约为50％左右。“兴业企业公司”在豫皖一带公开走私资敌。国民党官僚军阀的公开走私活动，对安徽国统区投机性商业的畸形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出动，在敌占区和国统区之间贩运物资，以谋厚利，尤以皖南、皖北地区最为猖狂。皖南以南陵为唯一通道，往来南陵至芜湖投机贩运的人越来越多，肩挑的动辄数百副挑子，车运也是几十辆至几百辆一批，使这座原来十分萧条的山城，一变而成商贸云集的要镇。 与此同时，安徽省国民政府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利用祁门茶叶改良场，改进茶叶栽培和焙制技术，扩大外销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期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提高茶叶质量。以民国29年为例，皖南的休宁、歙县、祁门、至德、宁国、黟县、旌德、石埭、太平9县，共成立茶叶生产合作社283个，入社茶农16688户。三是成立皖赣江红茶运销委员会，对茶叶出口、运销进行统制，撇开上海茶栈，直接出售给外国洋行，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但是，由于茶叶贷款由茶号操办，并且只贷给年产500箱以上的茶叶生产合作社，广大的中、小茶农得不到贷款。加之，中国茶叶公司掠取安徽茶叶的专买权，以大大低于市价的官价强行收购毛茶，使茶农蒙受很大损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封锁，安徽茶叶出口造成很大困难。茶叶的出口线路只有绕道大西南、大西北陆路，出口运输费用比战前提高近百倍，茶叶出口量大减。加之，国民政府对茶农课以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也逐年下降。如皖南的茶场和合作社总数，民国29年为382个，民国30年减少到113个，年产量也由8．4万箱下降到5．6万箱。皖西地区的茶叶产量，由民国29年的9万担下降到民国34年的5万担。 【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创了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民主政府，通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社和大生产运动，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副产品日渐丰盛，商业蓬勃发展。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对内自由，对外管理”的商贸政策，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保护和支持合法的私营商业。 公有商业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部队开设的一些手工业商店，如油坊、粉坊、烟坊等，多为前店后坊的形式。民国33年后，这些商业都转交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机关经营；合作社商业发展很快，各区乡镇都办了消费合作社，吸收农民自愿参股入社。民国33年，淮北根据地拥有合作社347个，社员总数23．4万人，股金总额1635．6万元。合作社的商品价格比较便宜，一般都低于市价一成左右，而且货源充足，购买方便。来安县半塔合作社，被称之为淮南合作社运动的旗帜，这个合作社成立于民国29年，入社社员占当地总农户的9％左右，不仅经营商业，还从事运输、生产、售货业务。民国33年，仅商业营业额就达1857万元。合作商业成为当时根据地商业的主体力量；私营和个体商业也发展很快。皖东的天长铜城、江南的汤家沟、皖东北的泗县都为当时颇有规模的商业中心。 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成立贸易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组织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业贸易。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阴谋，保障根据地的粮食供应，民主政府制定了禁止粮食出口（输往敌占区）条例，需要出口的粮食，由政府贸易管理局统一组织，以物换物，换回布匹、纸张、西药等急需物品。对其他农副产品，贸易局根据实际情况出口。利用小商小贩到敌占区采购紧缺的生活用品、文化用品和军需品。敌占区的许多商人也纷纷到根据地经商。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淮北、淮南、皖江根据地之间，以及同省外其他根据地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在贸易方式上，基本是以物换物，调剂品种，互通有无，相互支持。如淮北根据地以当地盛产的烟叶、牛皮交换苏中根据地的布匹、棉花、盐。根据地之间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根据地紧缺物资供应不足的矛盾，为粉碎日伪经济封锁和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前的农村市场（1945～1949年） 【国统区】 抗战胜利后，安徽省国民政府对商业的掠夺甚为残酷，其基本手段：对沦陷时仍就地营业的商人加以“经济汉奸”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财产，甚至被捕；对抗战胜利后因不堪国民党官僚敲诈勒索而外逃的商人斥为“奴性”，或被抄家、或被捕捉治罪，其资产也被掠夺；一些地方军政人员趁机直接经商，凭借权力，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或投机倒把、公开走私，对商人进行经济围剿。当时，安徽市场充斥着美援剩余物资。据统计，安徽市场上销售的主要物资有美制的石油、铁钉、金属、机器、布匹、呢绒、香烟、罐头、面粉、药品、袜子、金笔、香水、牙膏、牙刷等商品。安徽的大小城镇，都设有美英石油公司雇佣的商行，操纵油价，控制油源，致使兼营石油的商店、小杂货铺经营十分艰难。安徽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桐油、猪鬃等也多为美国商人低价收购。国民政府为弥补内战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合肥市为例，民国35年（1946年）1月，市场零售物价总指数比战前的民国25年6月高出1380倍，至民国37年1月高出7207万倍。一袋钞票不够买一袋面粉，两筐法市买不到一担稻谷。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更甚。城乡市场上物价一日数变，合肥、安庆、芜湖、蚌埠等城市的商店内，均挂有“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的大红字牌。金元券在安徽流通6～8个月，物价就上涨120万倍。由于物价愈涨愈烈，商品越来越少，使战后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安徽城乡工商业遭到沉重的打击。 【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的范围在广大的农村和若干县城、集镇。解放区的工商业比较落后，大多是规模小、资金少、力量单薄的民营作坊和商贩。因此，解放区各级政府把扶持工商业作为重要任务，其重要措施是发放贷款和调整税负。如华中解放区的中州银行于民国37年（1948年）9月在豫皖苏三分区（即皖西北亳县、涡阳以及河南省的永城一带）共贷1927户，贷款755万元，其中，手工业贷489户，贷款431万元，占贷款总额的57．1％；商业贷795户，贷款165万元，占贷款总额的21．9％。民国37年后，各解放区对工、商、运的贷款比例，大体按7∶1∶2的比例贷出。与此同时，解放区人民政府废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旧税和摊派。民国37年3月，豫皖苏边区政府制订的新区征税暂行条例中规定，对刚刚恢复起来的手工业作坊和小工厂，给予兔税或减税。对于商业，解放区政府也简化税种、降低税率，支持和扶持各类商业的发展。如税种只开征营业税、牙税、屠宰税和烟酒税，税率都比较低，民国34年底苏皖边区的商业营业税率仅为千分之五。此外，各解放区政府还制订了贸易保护政策，禁止洋烟、外烟进口，以保护手工卷烟和机制卷烟业。 由于解放区主要在农村，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贸市场的复兴和管理。如豫皖苏边区于民国37年8月颁发了《农村市场管理办法》，允许自然集、商业集、庙会、古会、药材会及各种行会开展正当的商业贸易活动，并设立交易所，对粮食、棉花、牲畜、布匹等交易进行管理，取缔黑市，取缔集主、会长、行头对商业交易的垄断和各种封建把头的包揽，废止农村集市长期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同时，加强物价管理，对合法经营的牙行，限定其佣金不得超过交易额的3％，促进了解放区的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各解放区政府都成立了货管会，加强了解放区与蒋管区之间的出入口货物管理。安徽解放区的货管会建于民国36年，其基本任务是：管理内外贸易市场，引导商人遵法守法，保护合法商业活动，决定和颁布进口货物税，发动群众护税，开辟财源。对于进口货物的管理，凡属解放区不能生产而又必需的产品，如中西药品、医疗机械、文化用品及粮食等，则免税奖励其进口；凡属解放区不能完全自给的产品，如布匹等，一方面准其进口，另一方面征收进口税，以限制其与土布竞争，保护解放区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凡解放区能够自给甚至有余的产品，如香烟、酒、肥皂等，以及迷信品、毒品，则严格禁止进口，有的则征收高额进口税，寓征于禁。对于出口货物的管理，凡解放区自给有余的产品，则鼓励出口；解放区自给不足而又紧缺的产品，则禁止出口，有的则征收高额出口税，亦寓征于禁。 安徽各解放区还十分重视公营工商业的发展。老解放区一般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和壮大公营工商业。新解放区，除了没收地方官僚资本和日伪汉奸经营的企业为公营企业外，还充分利用自身条件兴办公营工商业企业。民国35年夏，华中局决定建立华中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公营商业，对军队旅以下单位和地方县以下机关，限制商业经营。与此同时，制定各项政策，重点支持私营工商业，从而促进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以涡阳县义门集为例，原有工商业406家，民国35年初开辟为新解放区时，由于一些工商业者不了解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加之当时工作中存在着某些“左”的倾向，有146家业主逃亡，118家歇业，把大量物资、资金埋入地下。之后，解放区政府发展工商业的政策逐步被人们所了解，并纠正了一度出现的“左”的做法，歇业的工商业者纷纷复业，逃离的业主也纷纷回店开业，义门集的工商业很快繁荣起来。界首市解放后，工商业更是蓬勃发展，民国37年8月，开业的工商企业达2506家，解放区其他各集镇，工商业也是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