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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货币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秦朝后,于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颁布货币改革令《金布律》,规定“以秦币同天下之币”,“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注: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齐鲁书社1979年版。)黄金单位为镒,每镒20两(一说24两),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其形制为金钣、金饼等;“半两”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注:《汉书·食货志》。),为日常商品流通所用。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再用作货币。
秦半两钱(秦一两为24铢,半两为12铢),形制外圆内有方孔,与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吻合。这种方孔圆钱形制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历时2000余年。秦朝仅存在15年,遗留下来的货币不太多,安徽各地出土仅数十枚,大多与汉半两和五铢钱同出。1980年贵池县江村渡口出土两方“八铢半两”阴文铜范,有人认为该范是秦统一全国后推行的一种标准货币,也说明秦政权曾在皖南铸行过半两钱。
二、汉代货币
〔铜钱〕
汉初,先期仍用黄金、半两钱,而以半两钱为主;后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减少铸币重量以增加钱的数量,并允许民间铸钱,从而造成“汉半两”名不符实,重量仅有秦半两钱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其中历经“榆荚半两”(注:一种类似榆荚的小钱,一般重三铢,有的仅一铢左右。)、“八铢半两”、“四铢半两”(注:八铢半两又叫“五分钱”,实重2.4铢,高后所铸。文帝五年时(前175年)又铸四铢半两,实重四铢。)、“三铢”钱、“三分钱”(注:三分钱,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铸,文曰“半两”,实重四铢。)等多次变更;到元狩元年(前118年)汉武帝创铸“元狩五铢”(注:初为各郡国所铸,钱文“五铢”,面无郭,背有内外郭,初期实重5铢,后多薄小。),始奠定了汉代钱币的新体制。五铢钱轻重、大小适宜,民多乐用,历代相承,一直沿用到唐武德四年(621年),通行739年,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不准郡国铸钱,专由上林三官(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下属有均输、钟官、办铜三令丞承办铸钱。)铸造标准五铢钱,废止其它旧钱。“上林三官五铢钱”制作精整,郭纹细致,整齐划一,重如其文(约4克)。自此,西汉的钱制确立、铸币权集中于中央。
皖南自古产铜,汉时设有铜官。铜是铸钱的原料,汉初吴王刘濞封地丹阳郡(治宣,辖有安徽的当涂、芜湖、宣城、黟县、泾县、青阳等地),召集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他自夸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注:《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见当时皖南的采铜铸钱规模。
东汉初年,仍沿用西汉五铢,兼用谷帛、“货泉”。光武帝铸行“东汉五铢”(注:重约3.5克,比西汉五铢稍轻,外郭较窄,五字交叉弯曲,金字头较大。),与西汉五铢长期混用。东汉末年董卓改铸“董卓五铢”,钱小质劣,无文字,肉好无郭也不磨,于是货轻而物贵,谷石至万钱。此后钱货不行,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两汉时期货币经济较为发达,五铢钱铸量极大,仅西汉元狩五年至元始中(前115~公元5年)的120年,有记载的铸币就达280亿余枚。安徽出土的汉代货币非常丰富,各种形制的都有。其中出土量较大的几次有:1980年10月,贵池县灌口乡秋浦河渡口发现一大一小两块八铢半两铜范;1983年,阜阳市郊出土榆荚半两8000多枚,和县腰埠乡发现一窖汉钱总重350公斤;1984年,蚌埠市物资回收公司征集到汉半两100多公斤,滁州市琅琊乡发现汉五铢石范一块;1987年,芜湖市鸠江乡清理三座汉墓,发掘出五铢钱2460余枚;1988年,五河县张庙乡出土五铢钱170公斤。此外,省文物局近年在全省征集的一万多公斤古钱中,汉钱约占30%;蚌埠市博物馆藏五铢铜范一块;阜阳博物馆、望江县文管所各藏一块汉建武五铢铜范母。
〔金银货币〕
西汉是中国货币史上使用黄金最盛的时代,不仅政府和王室大量行用黄金,民间大宗交易也多以黄金支付。其形制主要有两种:一为“麟趾”金(圆蹄形,相传为麟蹄);一为“蹏”金(马蹄形,表示祥瑞之意)。安徽寿县和盱眙都曾出土过这两种形式的黄金货币。西汉还曾铸行过金五铢。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发行“白鹿皮币”(注:用汉苑的白鹿皮作币材,一尺见方,作为40万钱。仅供王侯朝觐用,不参于流通。)的同时,又铸造“白金三品”,以银、铅、锡合金,无固定比例,有龙币(圆形,有龙纹,值三千)、马币(方形,有马纹,值五百)、龟币(椭圆形,有龟鳞纹,值三百)。因其作价太高,于是私铸盛行,不久即废。1986年,六安县曾发现白金三品10枚(龙币3枚,马币3枚,龟币4枚)。东汉以后用金大为减少,此后历代黄金多用于贮藏。
三、新莽货币
王莽在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9~23年)的短短14年间,进行了4次币制改革,铸制名目繁多的货币,严法强行,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和生产停滞。其4次币改所铸钱币为:第一次“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第二次废除两种刀币和汉五铢钱,专用“大泉”和“小泉”、“小泉直一”;第三次实行“宝货制”,即为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泉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注:二十八品为:泉货六品(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金货一品(黄金一斤值万钱);银货二品(朱提银、他银);龟货四品(元龟、公龟、侯龟、子龟);贝货五品(大贝、壮贝、么贝、小贝、贝);布货十品(大布黄千、次布九百、第布八百、壮布七百、中布六百、差布五百、厚布四百、幼布三百、么布二百、小布一百)。)第四次改行“货泉”、“货布”、(注:“货布”形如古布币,首有圜,下分两足,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重25铢,值货泉25枚。“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枚直一。)“布泉”和“国宝金匮直万”等(注:“布泉”垂针篆,圆形。“国宝金匮直万”上部圆形,下部方形。)。
新莽历时不长,但货币铸量颇大,在安徽铸造、流通的亦不少。其中,已发现铸造遗址和遗物的有:省博物馆和桐城县博物馆各收藏“大布黄千”铜范一块;无为县1953年出土“货布”和“货泉”铜范各一件;萧县龙城镇北祖庄残存不少铸钱器具和“大泉五十”、“货泉”陶范;阜阳博物馆收藏重轮“大泉五十”范母一件。较大的几次出土钱币有:1975年天长县安乐乡汉墓出土“大泉五十”113枚;1981年秋利辛县王人乡汉墓出土“金错刀”3枚、“大布黄千”3枚、其它莽钱100多枚;1984年利辛县阚町集出土“大泉五十”300多公斤;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有“大泉五十”30多公斤。
四、三国货币
三国时期(220~265年),战争频仍,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导致货币的铸造流通亦不尽相同。曹魏经济基础较好,币制也较稳定,初用谷帛并沿用汉钱;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铸行五铢钱,七个月后复用谷帛;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吴、蜀两国经济基础较弱,都铸大钱。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年)铸“直百”五铢,有的钱背有“为”字,通称“犍为五铢”;其后又铸有“直百”、“直一”、小“直百”、“定平一百”、“太平百金”、“太平百钱”等,另有“直百五铢”、“直百五金”铁钱。孙吴曾利用皖南铜矿铸大钱,仿王莽“大泉五十”形制,铸“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钱,因虚值太大,百姓反对而于赤乌九年(246年)收回。
安徽在三国时期是吴、魏争夺的战场,合肥以北为魏国所占,合肥以南为吴国所有。虽然各国铸币都在安徽有流通,但民间却以谷帛等实物交换为主,故三国钱出土量不大。民国29年(1940年)寿县出土两枚大型“大泉当千”钱,1983年马鞍山市朱然墓和佳山乡另一东吴墓出土有数千枚五铢及“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定平一百”、“太平百金”、“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钱。
五、两晋南北朝隋代货币
〔两晋南北朝货币〕
西晋(265~317年)不曾铸钱,沿用汉代及曹魏五铢。东晋(317~420年)时期沿用孙吴旧钱,大小轻重并行,大钱叫“比轮”,中者叫“四文”,小钱为“沈郎钱”。
南北朝时期币制更乱,私铸成风,交替为害。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期铸元嘉“四铢”、“孝建四铢”、“大明四铢”和“永光”、“景和”两铢钱,并行用无轮郭不磨的轻小恶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萧齐(479~502年)时期仅铸一种萧齐“五铢”钱;萧梁(502~557年)时期铸“天监五铢”、“五铢女钱”和铁“五铢”,民间仿铸多而杂,致使货币急剧贬值,交易用车载;陈(557~589年)铸陈“五铢”和“太货六铢”。北朝主要使用谷帛,但也行用铸币。北魏(386~534年)时期铸“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等,东魏时期(534~550年)曾铸减重小样“永安五铢”,北齐(550~577年)时期铸“常平五铢”,西魏(535~556年)时期铸“大统五铢”,北周(557~ 581年)时期铸“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钱。
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为南北交战的战场,各种钱币都有流通。沿江的芜湖、繁昌、南陵、青阳、和县、当涂及江淮之间的巢湖、合肥、定远、肥东等地屡有出土。这些钱绝大多数铸制粗糙,官私均有,轻重悬殊,有名为“五铢”者实际重量只有0.2克,肥东县桥头集一次出土的窖藏钱币中竟有多枚不到0.1克。
〔隋朝货币〕
隋(581~618年)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废除以前各种钱币的流通,新铸“开皇五铢”(又叫“隋五铢”),规定1000枚重四斤二两(每枚重3.168克),制作精整,含锡量大,颜色发白,故又称“白钱”(俗称“置样五铢”)。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财政枯竭,又铸减重钱,导致私铸盛行,物价飞涨,斛米万钱。隋朝铸币,在安徽各地都有出土,其中1971年在临泉县城乡一次出土360余枚;1985年青阳县城关收购站征购到开皇五铢1.5公斤;合肥市郊骆岗乡一隋墓出土有100多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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