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哲文（1879-1907），字骏友，号石屏，湖南新化县顿信团（今属新化县洋溪镇戴家凼村）人。
戴哲文祖父戴前龙艰苦兴家，抚养6子3女长大成人；他善于经营，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设厂造纸，纸制品顺资水，下益阳，转销武汉，获利颇巨。于是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楼房、仓库，并开设商店、学馆，由于房屋很多，相传有“一路铜锁放豪光”的称誉。族谱上有一对诗对他如此赞颂：“间从陇畔课耕耘，商务兼营富致勤，子孙绕膝春满堂，连年修建栋飞云”。他还积极捐资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在当地修筑了一条直通大道的麻石路，便利商旅往来。
戴哲文少时秉性聪颖，喜好读书，善古文辞。1896年与长兄戴哲人同时考取秀才，成为县学生员。1897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与同学蔡锷结为至交。其时，谭嗣同、梁启超为该堂教习，大力倡导维新思想，戴、蔡深受其影响，思想为之一变。次年8月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梁启超-日本，时务学堂被迫解散。戴哲文与蔡锷前往武昌，准备入两湖书院继续学习，却因曾是时务学堂学生被据诸门外。两人又前往上海准备报考南洋公学。10月，他邀蔡锷回到新化戴家凼一起研习功课。1899年，蔡锷应梁启超之邀，前往日本留学，并在就读期间积极参与反清爱国活动。受其影响，戴哲文也于1902年东渡日本，在朋友的帮助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并准备自费入校就读。
1903年，黄兴由日本返回长沙，组建华兴会，并准备联络哥老会举行反清起义。戴哲文按黄兴指派从日本购置大批军火押回长沙。1904年6月，戴哲文将军火秘密交与黄兴，随即加入了华兴会。为了迅速组织各地革命力量响应长沙起义，是年7月，戴哲文赶回新化。其实，谭人凤在新化县城文场开办小学堂，戴哲文向谭秘密传达了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革命党人联络马福益会党准备举事的消息。谭人凤向戴哲文推荐了在新化资江、速成两校任教的奉孝培、罗锡藩、曾乾伯、曾立三、周先哲等人，认为他们“可与共事”。戴哲文遂与他们相约“同甘苦，共生死”，结为盟友。随后，邵阳李洞天、肖立诚和武冈唐镜三相继来到新化，并一致认为任教宝庆中学的李燮和最具革命思想。戴哲文遂以华兴会骨干身份介绍李燮和等人加入华兴会，并在新化城关小学堂设立秘密机关，“印就章程、党证及浅显讲义”，积极发展会众。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戴哲文周密部署，派遣肖立诚、李洞天、唐镜三分赴邵阳、武冈等地联络会党；还派会党首领谭恒山携带章程、党证、讲义等物“前往辰、沅一带通声气”；谭人凤和周叔川则做镇新化负责全盘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发动数万人入会，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只等长沙起义爆发即可马上响应。因不慎走漏风声，长沙起义未及发动就告失败。清政府草木皆兵，追捕甚紧。戴哲文闻讯，及时召集各路负责人会商办法，决定谭人凤、周叔川两人继续赴各地联络会党，戴哲文则和奉孝培、罗锡藩、曾乾伯等人留在资江书院，以教书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相约每人提留一半薪金作为革命活动经费。1905年，受新化资江书院院长唐梓和之聘，戴哲文在该校教授英文、物理及图书馆学等课程。他常常“以义愤激动学生，以至诚感化各界”，鼓吹革命，发动革命。
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戴哲文积极暗中接济。不久，起义再次失败，清政府除在长沙大肆搜捕党人外，还下令各府、州、县严密缉拿，不得疏漏。邹人美奉湖南巡抚之命督队前往戴家凼捉拿戴哲文。戴哲文闻讯潜逃。幸好邹人美只擒“首犯，不罪妻小”，家人未受牵连。此时，蔡锷受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请，正担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还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事务繁杂，急需助手，他多次函邀戴哲文前往攘助。戴哲文遂避往桂林。
1906年中抵达桂林后，戴哲文协助蔡锷办理随营学堂及陆军测绘学堂各项事宜。在此期间，不少湘籍革命志士奔赴广西，“或为学生，或为教员，或派司役，或为商贾，或任党务，类皆戴哲文与蔡锷所布置”。随后，戴哲文创办兴安造纸公司，以造纸为名掩护同志前往云、贵一带联络会党，开展反清革命活动。他还开设龙州讲武堂，培养官兵，以防卫法国。
1907年，黄兴准备在广西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为了争取华侨的支持与援助，戴哲文与黄兴奔走南洋，并积极与各国领事接洽，在外交上争取各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革命。准备就绪后，他们率部由越南边境攻取龙州，黄兴、谭人凤负责指挥战事，戴哲文主持筹饷事宜，由于后援物质源源不断，前线进展顺利。1907年9月10日，戴哲文由越南赶往桂林，就商于蔡锷，积极争取广西巡抚张鸣岐的支持。结果，张鸣岐电令龙济光停战，革命军进占龙州。谭人凤高度评价了戴哲文在此次战役中的功劳：“如果不是戴哲文回广西运动省城之兵，联络蔡锷一起内外交攻，则龙州不可破”。当时戴哲文已患重病，但他置生死于不顾，与蔡锷筹划军事，呕心沥血。蔡锷得知戴哲文二哥石泉、弟弟石云在解运0途中，因劳累中暑而死，戴哲文妻子肖氏也患重病的情况后，劝慰戴哲文：你这样“舍身救国，濒死不顾，于你本身有何益?于家人又有何益?”戴哲文不屑一顾地回答道：“我非病一身一家，实病一国也。革命十余年，起事四、五回，费饷数十万，大事未成，死不瞑目。你及同志，好自为之，以复我大汉河山，庶可告无辜负于先烈。”1907年9月20日，戴哲文因为革命奔走积劳成疾，抱愤而死，时年28岁。戴氏族谱上有如此赞语：“忆君髫岁掇芹香，时务开通自学堂，人省独知风气早，出洋兼擅日文长。九州豪杰同盟志，两粤台官合办商，造物忌才今古痛，犹欣抚嗣伴云翔”。蔡锷亲自护送戴哲文兄弟三人遗体运回湖南，归葬新化洋溪高田祖墓。戴哲文妻子肖妹英，系洋溪小浪村大户人家闺秀，与哲文结婚数年，尚无生育。经蔡锷建议，以大哥戴石渠次子戴思浩(名景山)为戴哲文继子，以戴石渠三子戴恩浩为戴哲明继子。丧事办毕，戴思浩与蔡锷同返广西，继续学习。他在讲武堂结业后，又前往湖北陆军中学继续深造，并在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颇具劳绩。民国建立后，经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申请，国民政府追认戴哲文为烈士，人祀湖南烈士祠，并按同盟会章程“会员因公受害，其本人或遗族得受恤典”的规定，官费派遣戴思浩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