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北宋熙宁五年(1072)八月十三日生于南平罗源里(今南平市东坑乡罗源村)。
宋元符三年(1100)，罗从彦到将乐含云寺拜见杨时。经杨介绍，他出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五经。政和二年，杨时任萧山知县，罗从彦从沙县赴萧山学习。政和六年，收南平李侗、婺源朱松为学生。政和七年，赴毗陵(今江苏武进等地)杨时门下求学，“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重和元年(1118)，“筑室罗源山中，绝意仕途”，潜心著述。宣和元年(1119)写成《语孟师说》。宣和六年，应学生朱松邀请赴尤溪作《书斋记》。靖康元年(1126)著《遵尧录》。南宋建炎二年(1128)著《台衡录》。绍兴元年(1131)成《中庸说》。还著《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
罗从彦一生除在绍兴二年(1132)以特赐进士衔，官授广东博罗县主簿4年外，几乎都在求学、讲学中度过。他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多，然潜思力行，任重指极，推仲素一人而已。”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伦理道德和人物关系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他在《罗豫章先生集》中写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他强-育的重要性，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著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0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门生李侗和三传弟子朱熹影响极大。
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弟出身所决定，他曾与学者论道：“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罗从彦这种思想，对朱熹有很大影响。
罗从彦提倡苦学，而且十分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治学必须排除外界干扰，因此，“尝会愿中(即李侗)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这种提法经李侗传到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朱熹认为，读书要做到“三到”，即眼、手、心到，而心最重要。
罗从彦对从政看法亦颇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他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宋绍兴六年(1136)罗从彦卒，享年64岁。淳祐七年(1231)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诏赐从祀于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奥学清节”赐赠罗从彦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