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军与隋末农民战争是怎么回事？

   隋炀帝在位14年，采取了不少适应并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举措，但由于他的统治过于残暴，致使隋朝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隋文帝统治期间，隋朝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此背景下继位的隋炀帝具有宏图远略，他营建东都洛阳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修建大运河加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四处巡游起到了宣扬国威、加强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南方新征服地区的联系的作用，客观上讲，这些都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但是，隋炀帝急于求成、滥用民力、连年征役，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丁男不够，就征妇女，农村的劳动力几乎被抽空了，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田地荒芜，百姓无法正常生活，这大大超出了人民的承受限度。许多人为了躲避赋役，被迫自残或逃亡，成为流民，乃至占山为王。
在第一次征伐高句丽之前，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举起义旗，当时被征服役的许多人都去归附他。此后，各地反隋义军蜂拥而起。同年在山东、河北地区起义的有刘霸道、孙安祖、高士达等。大业九年（613年），山东、河北地区又出现了孟海公、孟让、郭方预、格谦、孙宣雅起义，同年，江南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刘元进、朱燮、杜伏威、韩相国、向海明等农民起义。短短两三年，全国已出现上百支农民起义的队伍，每支有数万人至十余万人，总人数达数百万。起义军在与隋朝官军作战的过程中，逐渐由分散走向联合，大业十二年（616年）后，逐渐形成了三支规模较大的武装力量，分别是河南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军，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军。这三支起义军中，又以瓦岗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
大业九年，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带领一支起义军在瓦岗（今河南滑县南）举兵起事，号称瓦岗军。隋时，瓦岗紧邻黄河。因为黄河多次泛滥，这里沙丘起伏，草木丛生，芦苇遍地，人烟稀少，既便于隐藏，也便于出击。此外，瓦岗北与黄河的白马渡口临近，南与通济渠相望，进退方便，易于攻守，堪称军事战略要地。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为了自卫和聚集力量，便在瓦岗筑了一个方圆20余公里的"土围子"，故称瓦岗寨。
初时追随翟让到瓦岗起义的主要人物有同郡的单雄信、徐世勣，他们抢掠公私船只，聚徒至万余人，后来陆续投奔瓦岗军的主要人物有李密、王伯当、魏徵、秦琼、程咬金等。大业十二年李密的加盟，是瓦岗军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建议翟让与其他农民起义军联合，使瓦岗军力量更加壮大，他还劝说翟让不要满足于占山为王，偏安一隅，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腐朽的隋政权，争取夺取其东、西二京，建立新政权。瓦岗军在李密的指导下，所到之处旗开得胜，先是进攻荥阳（今河南荥阳），在大海寺战役中斩杀了威震东夏的隋朝名将张须陀，这次胜利沉重打击了隋政权。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攻取距洛阳百余里之遥的洛口仓，获得大量军粮，并开仓放粮，得到人民的拥护，争取了民心，贫苦百姓纷纷参加瓦岗军，队伍很快就壮大到数十万人。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派兵镇压，反遭重创，官军死伤过半，瓦岗军声威大震，成为中原农民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四月，起义军进攻东都洛阳，先后攻破回洛仓和黎阳仓，一方面使东都粮食告急，另一方面开仓济贫，新加入瓦岗军的贫苦百姓达20余万，瓦岗军达到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大部分地区，隋炀帝从江都派王世充驰援东京，被瓦岗军大败，几十万隋军仅剩几千人。此时，李密发布了讨伐炀帝的檄文，称他罪大恶极，即使砍光南山之竹也无法写完，穷尽东海之水也无法洗尽，明确提出了推翻隋王朝、建立新政权的号召。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此时，瓦岗军内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瓦岗军主要领导人翟让和李密为争夺领导权，矛盾激化，李密杀害了翟让及一些重要将领，削弱了瓦岗军的力量，人心涣散、不久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分崩瓦解，李密众叛亲离，遂入关降唐。
隋末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波及全国，起义军作战勇猛、指挥灵活，摧毁了隋军主力，沉重打击了隋王朝的封建统治、最终导致隋的灭亡。隋末农民起义给唐初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繁荣强盛的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历史功绩值得定。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起义军在后期不能紧跟形势的变化，战略判断、战术指挥上都出现了许多失误，导致最终失败。其中瓦岗军的失败，更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和经验教训。瓦岗军代表着贫苦百姓的呼声，它在与隋的苛政对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原为众多起义队伍中最强的一支，其中许多成员后来成为唐初名将或名臣，它原本有希望领导全国的农民阶级推翻隋政权，但在鼎盛时期，其内部却出现了分裂，致使人心离散、相互猜忌，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这反映了瓦岗军中存在着政治方向、思想路线和战略规划等方面的矛盾。李密出身于封建权贵家庭，他因参加杨玄感起义失败而投身瓦岗军，与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有着较大差异，因此，这种分裂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农民阶级只有提高自身能力、真正掌握领导权，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成功。
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三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