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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隋唐宋元时期

第五节 天文、地学与光学



这一时期安徽在天文学上做出贡献的有耿询和卫朴。耿询丹阳(今当涂小丹阳)人,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他在岭南地区参加反隋斗争,失败后被罚为奴。他在艰苦的奴隶生活中却不断钻研,制成了“水运浑天仪”和“马上刻漏”。《隋书·耿询传》载:“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与天象“合如符契”。这是继承张衡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制作。“马上刻漏”是利用刻漏铜壶原理制成的小型计时器,可以放在马上,便于行军中使用。此外,耿询还设计制成当时早已失传的古人用作警戒自满的器物“欹器”。
卫朴北宋淮南人,民间历算家,长于计算,运筹如飞,有惊人的记忆力。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沈括提举司天监,当时历法使用的朔法仍沿用300多年前唐代大衍历的朔法,落后于天象50多刻。沈括请卫朴担任修改历法工作,制成《奉元历》,经验证后在全国颁行。可惜由于卫朴双目失明,无法亲自进行天文观测,未能在天文学上取得更大成就。
这一时期安徽地学的重要成就有程大昌的地学著作和罗愿的《新安志》。程大昌南宋休宁人,著有地学著作《禹贡论》、《北边备对》和《雍录》。《禹贡论》前5卷,论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皆纠前传之误;后论一卷,专论河水、汴水之患;原有禹贡山川地理图31图,现存28图,均以宋以前诸家注释《禹贡》旧说绘图,详加辨证,另定新图。该书是研究《禹贡》和宋以前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北边备对》和《雍录》都是有关西北地理的著述,前者是关于塞外山川问题的答对,后者是关于关中宫殿、山川、都邑的考订,“搜集既富,辩证亦详”。当时西北为金兵占领,程大昌撰写这两部著作,都含有经略西北、期求全国统一的用心。
罗愿南宋歙县人,他撰写的《新安志》体例完备,章法严密,不设虚目,舍并得当,取材丰富,既有地方性,又有益于实用,是了解当时新安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在全国方志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对后世地方志的撰写有较大影响。
“红光验尸”的发明和程大昌《演繁露》中有关光学的论述,是这一时期安徽在光学上的重要成就。红光验尸是北宋时庐州慎县(故城在今肥东县梁园一带)新出现的“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的验尸方法。受伤尸体皮下淤血处一般呈青紫色,在白光下有时不易看出,而在红色光线下则能提高它与周围部分的反衬度,容易看出;使用新的红油纸伞在日光下滤取红色波段光,犹如现在的滤光器,这是很合乎科学道理的,也是中国关于滤光应用的早期记载。南宋以后,这一方法被《棠荫比事》、《洗冤集录》等重要法医学著作引录。随着这些著作的流传国外,安徽发明的红光验尸法也远播世界上许多国家。
程大昌在他所著的《演繁露》中,论述了日食观测和色散现象。中国古代对日食的观测,最初是用肉眼直接观察,西汉时发明水盆映照的方法,以后又由水盆映照改为油盆映照。首先记载改用油盆映照的是《演繁露》。该书说作者在开封观测日食时,“以盆贮油,对日景候之。......约其所欠,殆不及一分”,即用油盆映照的方法,观测出食分不到十分之一的日食。这是由于油面对可见光的反射率比水面低,而且油的透明度差,可以减少盆底的漫反射光线,增大像的反衬度,因而可以更清晰、更稳定,从而也就更准确地对日食进行观测。色散现象中国早在南北朝时已有记载,但首先对这一现象作出精辟解释的却是程大昌。有人把峨嵋山自然晶体“菩萨石”在日光下射出五色光采归之于佛的作用,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委婉地批评了这种错误看法,指出日光通过一个液滴也能化为多种色光,日光通过自然晶体的色散现象与日光通过液滴的色散现象同出一理,并明确指出“五色”光的生成是“日之光品著色于水”,“无日则不能自见”,接触到色散现象的本质,在色散认识史上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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