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民国10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新形势下，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新文化阵营的内部也逐渐发生了分化。民国8年6月，胡适接编《每周评论》，并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而引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不久，《新青年》编辑部也逐步发生分裂，胡适退出《新青年》，于民国11年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这几年，胡适接连发表了几篇有关“整理国故”的文章：《论国故学》（1919年）、《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1922年）、《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爱国运动与求学》1925年）。综合这几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胡适认为：“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观念”，“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还希望人们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他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就是“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的；研究国学，先要有“真兴趣”然后才可能下“死工夫”，“那些国学有成就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当然，方法也是有的，那“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自己的治国的历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国故，要存一个‘为真理’的态度”；因此，胡适极力主张：“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艰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根，打定主义，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一方面是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另一方面是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学阵营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对。这种有组织的反对开始于民国11年1月《学衡》杂志之创刊。该杂志的几个主要成员都是外国留学生。其中的梅光迪不仅是胡适留美期间的诤友，而且也是胡适的同乡。 梅光迪（1890～1945年），字迪生、堇庄，安徽宣城人，宣统三年（1911年）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毕业以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他的思想深受新人文主义创始人伊尔文·白璧德的影响。在美留学期间，曾同胡适就文学革命问题展开了反复的讨论。民国9年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民国10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次年一月，和吴宓、胡先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在《学衡》第一期上，梅光迪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题为：《评提倡新文化者》。文章较长，用的是文言，也无新式标点（全用句号）；其大意为：由于“所谓提倡‘新文化’”者的“工于自饰”，“巧于语言奔走”，所以颇得“幼稚与充俗之人所趋从”。以此，梅光迪要“揭其假面，”以“穷其真相”：“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文章中有一段认为：“五四时期所说的文学革命，实为不妥，因为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梅于民国13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民国16年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民国18年再赴美任哈佛大学教授，民国25年归国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梅光迪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学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其著述辑印有《梅光迪文录》一册。梅光迪病故于民国3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