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1年（1922年）至民国14年间，在同“学衡”和“甲寅”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斗争的同时，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化也愈益明朗，“伴随着发生的，便是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但现实斗争的深入，又要求改变“文坛”上弥漫着的这种不健康气氛，于是早期共产党人便对此进行了批评和引导。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下，“1924年开始出现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文学或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如在上海，有蒋光赤、沈泽民和一些文艺青年组织的春雷社”。(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蒋光赤即蒋光慈，现代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安徽霍邱白塔畈人。曾用蒋宣恒、蒋侠僧等名，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人之一，是一位既有革命文学理论又有大量革命创作实践的作家；他的文学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某一历史阶段。蒋光慈于民国6年夏进芜湖省立五中学习，曾与同学钱杏邨等组织“安社”，出版油印小报《自由之花》；(据《安徽历代名人·蒋光慈》（张嘉、李鹏编）。)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参加芜湖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提倡新文化。民国8年到上海，在一外语学院学习俄语，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0年赴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次年7月在苏联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13年初夏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并与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一起提倡革命文学，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他的另一篇著名论文发表于民国14年1月1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作者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文学家在消极方面表现社会的生活，在积极方面可以鼓动，提高，兴奋社会的的情绪。”“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是革命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蒋光慈一方面感到矛盾苦闷，时有失望和悲愤情绪；一方面又表示要坚持斗争，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革命社团“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随后又主编《海风周报》、《新流月报》等，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的两篇文学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相继发表在民国17年1月创刊的《太阳月刊》，在当时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蒋光慈强调了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是对于革命的信心、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和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革命作品不但要暴露生活中无希望的，陈腐的，反动的，旧的，坏的方面，而且还要揭示出生活中的“希望的，进步的，新的，健康的原素”。《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一开始就承认“革命文学是实际艺术的创作，而不是几篇不可捉摸的论文所能建设出来的，尤其强调了作家的社会性和作品的阶级性，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也是如此。倘若这位作家是代表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的，那他的思想以及他的作品，将与前者适得其反——他将歌咏革命”。民国18年夏，蒋光慈曾东渡日本，一面养病，一面写作，左联成立后，他被选为候补常委。蒋光慈的著述甚丰，代表作有《新梦》、《哀中国》等诗集，《少年飘泊者》、《短裤党》、《野祭》、《菊花》等中篇和《最后的微笑》、《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等长篇小说。蒋光慈因患肠结核于民国20年8月病逝于上海，年仅30岁。 在当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论争中，太阳社和创造社是两个著名的团体。太阳社中，除了蒋光慈，还有一名干将，那便是钱杏邨。 钱杏邨又名钱德富，主要笔名有阿英、钱谦吾、张若英、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出生。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民国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从芜湖出逃武汉，转至上海，民国16年底与蒋光慈、孟超等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的重要论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评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四位作家，后增列了徐志摩、茅盾，并改名为《批评六大文学作家》；《力的文艺》（后改为《现代文艺研究》），收评论小说的文章14篇；《作品论》；《文艺批评集》，收评论文章30篇；《怎样研究新兴文学》；《文艺与社会倾向》，收评论文章8篇；《创作与生活》；《现代中国女作家》；《现代中国文学论》，收文学论文7篇；《中国新文坛秘录》；《小说闲谈》收有关小说的研究和考证论文18篇：《海市集》，收研究明清作家作品的论文24篇；《弹词小说评考》，对8部弹词小说进行了评考；《晚清小说史》；《抗战期间的文学》；《中国俗文学研究》，收有关中国通俗文艺的论文28篇。阿英是活跃于当时左翼文坛的一名重要理论家。 在民国17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邨发表的最有影响的一篇文学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章首选概括地叙述了五四以来的10年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变，并反复强调“革命是要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我们要暴露社会的黑暗，同时还要创造社会的未来的光明”而“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文章末尾希望迅速抛弃死去了阿Q时代，“参加革命文艺的战线。” 当时直接参加了民国17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安徽人士中，最著名的就是上述的两位：蒋光慈和钱杏邨；但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的安徽人士中，还有一个李何林，因为他始终关心这场论争，并且编了一本书《中国文艺论战》，从中可以看出这场论战的背景性质、经过、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李何林，原名李延寿，又名李振发、李昨非、李竹林，安徽霍邱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月出生。“李何林”是他民国18年编的《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讯论》时开始用的笔名。李何林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教授。他因家贫，10岁始入塾，16岁进入阜阳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校4年，正值“五四”运动刚过，新书刊、新思想波起浪涌，李何林如饥如渴地进行阅读和吸收。师范结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民国15年参加北伐，民国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民国17年夏在家乡因参加暴动被通缉，遂改名“李竹年”避居北平“未名社”，帮助校对、印刷和发行。不久离开北平，先后在焦作工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师范、济南高中、北平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台湾省编译馆、华北大学国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等校教书和任职；又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和鲁迅研究室主任。其主要著作有《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是李何林编的两本书。《中国文艺论战》鲜明地表现了李何林对民国17年文学论争的态度和他当时的文学思想倾向，他认为，“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过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民国28年，李何林用了约一年的时间，编写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于民国29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它集中地反映了李何林的文学思想。所谓“近20年中国文艺思潮”是指自民国6年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到民国26年的“八一三”抗战发生时的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艺思潮。也体现了李何林文艺思想的4个方面：文艺思想与时代社会的变迁有密切关联。文艺具有阶级性，即由民国6年到民国16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民国16年到民国26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他非常推崇鲁迅与瞿秋白，他说：“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想界中，除鲁迅以外，瞿秋白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们两人的学识， 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双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