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由于去古未远，再加上书籍不是很多，人们能够读懂书面文字，因而小学未能产生，只是秦统一六国以后，出现了一些童蒙识字课本，小学才算开始萌芽。刘汉政权建立之后，隶书逐渐代替小篆，有许多字的古音古义已不被一般读书人所理解；同时汉时及其以后政策大力提倡儒学，鼓励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于是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儒家经典的注解，小学遂兴，出现了许多训诂传注和字汇式的著作。 三国时期，宿县人嵇康（224～263年）著《春秋左氏传音》三卷，亳县人曹彦著《字义训音》七卷、《古今字苑》一卷，今均不传。魏晋以降，朝代几经更替，至唐六百多年，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此期学术界佛、儒、道三家鼎立，且相互影响，因此训诂学对文献资料的注解范围也随之扩大，遍及经、史、子、集以至于佛家经典；另外前代对古书的注解文字传到此时也不易读懂，于是又产生了兼释经、注的义疏之学。但同以前相比较，此期有很多训诂学家在讲训诂的同时，往往兼杂一些玄学。音韵学随着佛教的传入、梵文的翻译和韵文的流行而开始兴盛，一跃成为此期小学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文字学则相对落后，没有产生重要著作。东晋时的戴逵（？～395年），宿县人，著有《五经大义》；曹耽，亳县人，著有《礼记音》一卷、《春秋左氏音》四卷。南朝梁何胤（446～531年），霍山人，著有《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书皆不传，只有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毛诗隐义》、《礼记隐义》各一卷。五代、北宋初尹拙（891～971年），阜阳人，曾因唐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流传至久，传抄失误，而对其进行过校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