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文化人物传记
戴震
戴震（1723～1777），字东原，休宁县隆阜人。生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终年55岁。其家庭后人多从商，详情无考。戴震17岁以前，在私塾读书，《十三经注疏》的经文、注文已能“全举其辞”。18岁，随父寓江西、福建、江苏，“转运千里”，兼课蒙馆。20岁后，讲读于休宁县富商汪梧凤家的不速园，由此至33岁，颇有著述。20岁，成《筹算》（后更名《策算》）。23岁，著成《六书论》。24岁，成《考工记图注》，后又有《转语》、《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等。33岁，以避仇家入京师，借馆于翰林名士纪昀家。纪昀读其著作，大为惊服，为之广为延誉。翰林院学者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此后20年间，为京师公卿子弟授学，在直隶、山西、扬州诸督抚使司署为幕客，纂修官书地志；在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乾隆三十八年由纪昀等推荐，朝廷特召，入四库全书馆纂校古书。乾隆四十二年，纂校将毕，准备卜居江宁专心著述，未行，得疾，不治而卒。 戴震所长在天算、语言、地理、名物等专门之学，不擅诗赋，故科举不甚得意。乾隆二十七年中举后，六次会试不第。乾隆三十八年，任职于四库馆，奉命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虽位卑资浅，但馆阁中论经学，莫不推东原为首，甚至“愿  衽为弟子”，“皆拥树戴氏为大师”。近现代学者，一致公认，“三百年来号称极盛的考据学，大致以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而王国维则集其成”（范文澜语）。戴震著述繁富。其已刊者，天文算法类有：《筹算》、《续天文略》，及文集中之《勾股割圆记》、《迎日推策记》、《原象》等。地理类有：《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等。语言文字学类有：《转语》、《尔雅文字考》、《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考据注疏有：《考工记图注》、《屈原赋注》、《诗补传》、《尚书义考》等。哲学类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及其前身《孟子私淑录》、《绪言》）等。其它未刊者尚不少。去世后，弟子孔广森辑《戴氏遗书》；段玉裁辑《戴东原全集》。民国25年（1936年），安徽文献委员会辑《戴东原全集》。建国以来，又有多种戴氏专集、文集版本刊行。 戴震的考据学主张“由故训以明义理”。认为，宋儒“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自述其宗旨云：“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认为治经学的途径，必须“由文字以通其语言，由语言以通其心志。”戴震有志于遍注群经，著《七经小记》（遗文《经考》当属于此课题的资料准备），以过早去世而未竟其志。此为戴震考据学不同于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主要之点。同时期，又有一派经学，笃信汉代经师的注解，他们不取宋儒之说，但是唯汉是崇。戴震也不同于此派。认为“株守先儒而信之笃”，且又于汉儒中“专守一师”，这也是“偏曲之论”。主张“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无所专主”而“唯求其是”。提出“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而求其“十分之见”。即“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竟，本末兼察”的真实，全面的论断。戴震的考据学理论与方法，对后来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甚为深远。 戴震既以字义、制度、名物为治学津梁，故广泛研究多种学科知识。“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相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锺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探索”（洪榜语）。其天文、数学，得之于梅文鼎、江永传述之“西学”。戴震在此知识基础上，致力于整理、解释中国古天文学、古算学。其《续天文略》（即为秦蕙田《五礼通考》所撰《观象授时》部分），系统地分条解释中国传统古天文知识。其中坚持“地圆”说，论证地为圆球形，溶西学于中学。而贡献最大者，为对中国古算学文献之发掘与整理。中国古算源远流长，宋元四大家（秦九韶等）臻于顶巅。入明朝，古算衰微，学者不知秦九韶“天元一”之术为何物。古算书也全部失传。戴震入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0种古算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辑古算经》、《数术记遗》、《数学九章》），钩辑排比，使复原观，并加图、补注，使之可读。由此，古算重光于世，中国数学史学科得以建立。戴震之地理学，着重于古地理沿革之考证。言此学者，“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段玉裁语）。因山川为自然之物，少有变化，而郡县废置，出于人为，变动不一。由山川求郡县，能得其精确位置。戴震所校正郦道元《水经注》，得出经注混淆之三项通例，使此古本之混乱，“逢刃分解”。又据《永乐大典》补其缺文，删其妄增，正其臆改。故戴氏《校正水经注》最称善本。意之者以为戴有抄袭赵一清校本之嫌，实为厚诬。戴震之训诂学（时称“小学”，即古代典籍之语言文字解说），本顾炎武“考文自知音始”，明确主张“因声求义”，摒弃自汉许慎始2000年来“由形求义”之方法，为后世语言学开辟新径。其《考工记图注》、《屈原赋注》，综合运用天文、地理、名物、制度多种知识解释古书，为考据学作出范例。凡戴震所治诸学，均本“有物有则，以则正物”原则，为其方法论基础。物者，实体实事；则者，条理法则。以对事物本来面目之认识，寻出其中规律性，再以此规律性知识分析事物。此为汉经师“实事求是”原则之发展。戴震之为清代考据学中坚人物，正在于理论与方法之探求，而重大成果，则其后继者循此理论、方法而完成。 戴震以家贫之故，不得不为衣食计，而耗靡精神于授徒、修书。其“闻道”之志，唯实现于哲学（时称“义理”）之探索。故自称“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此活人心之要。”《疏证》之作，主旨在与宋儒辨理欲关系。认为，“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故《疏证》不得不作”。戴震哲学，以为一切人类社会之现象，无不推本于“天道”，即生生不息、气化流行之物质自然界。故“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人类禀受于自然者，为其固有之性。此人类“性”为血气、心知。由血气而有欲，由心知而有“知”（智）。人之有知，即孟子所谓“性善”。然心知也以血气为本。戴震认为，人有欲始有生，“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故欲不可无。与宋儒严辨理欲，认为窒欲、禁欲是以意（臆）见杀人。进而认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就一己而言，应节欲，就人己而言，应“同欲”。故认为“天下之事”，“道德之咸”，不过“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近代之言西学、言新学者，多推重戴震哲学，以之佐证民主平等理论，故其影响尤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