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文化人物传记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轩名惜抱，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伯父范，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学问家，与当时著名文章家刘大櫆结友。姚氏自幼就受到家长师友治学之风的薰陶；年纪稍长，即随伯父学习经学，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为其后来在文学上的建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姚氏早年仕途通达，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入翰林院，做过兵部主事，转礼部，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官至刑部郎中，并且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中年辞官回乡，往返于桐城和南京一带，历主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著名书院讲席达40余年。姚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43岁时因与主持《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的纪昀等人意见不合，托病辞官；后以文名为世所重，主讲江南诸书院，名声反而更盛。其后40年，主要致力于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并都取得成绩。 姚鼐是桐城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比方苞、刘大櫆更进一步。桐城派义法之说经过他的发挥和深化，才真正成为系统的古文理论。 桐城派“古文义法”，是其“开山祖师”方苞提出来的。在方苞所处时代的文化领域里，宋、汉之争就已存在。方苞的“义法”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汉学而言。汉学家一方面以求实的精神研究古籍，希望因此而导致“通经致用”，其结果，必然与宋儒的空谈性理相悖；另一方面汉学家所写考据、训诂文字，以考明名物音义为目的，并不考虑文章的详略疏密、波澜意度。这对于方苞来说，于“义”于“法”皆不容，有害于道统和文统。鉴于当时理学的后盾强大，加之汉学影响并不太盛，故方苞对汉学没有多少顾及。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大盛，与理学日益对立。然统治者在继续张扬宋理的同时，也看到了汉学的用处：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去“皓首穷经”，这样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姚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具有独到见地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 姚氏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 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则坚持了方氏“义法”说的基本观点。姚氏认为：“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复论进士辉祖书》）这仍然是方氏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的意思。不过在此另加上“考证”，这样就更好地防止空言义理，从而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过：“理不可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同样地，另外强调考证，可收到“即物以明理”之功。因此，姚氏的“以考证助文章之境，正在佳处”（《与陈硕士》）。三相济的主张，作为对汉学的一个妥协，于两派的对立有所调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桐城派作为古文家集团影响之广大，应该说是与姚氏的“相济”说的提出有一定的联系。 姚氏对“义法”说的重要发展，还在于他更充分地注意到并论述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 一方面，姚氏融合方苞的“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凡文之体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文中的“理”，即方苞的“义”；“神”、“气”近于刘大櫆“神”、“气”；“味”即为寓于形象的艺术感染力；“格”、“律”即刘氏的“音节”；“色”为辞采。所谓“文之精”者，包括了散文的思想、形象、境界；所谓“文之粗”者，包括了散文的格式、法度和语言的音韵辞采的艺术美。这样的文论，是对古典散文艺术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比起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来，是要丰富而完整得多。 另一方面，姚鼐还从艺术风格的角度阐述了文章风格的问题，这是方苞、刘大櫆都没有论及的。他的《复鲁  非书》即是谈关于文学风格问题的一篇专论。文中较充分地论述了“阳刚”、“阴柔”之美，说明了文章的艺术风格与作者的个性的关系。文中强调“阳刚”、“阴柔”二者以结合为好。作家为文，虽不免有所“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这是对散文创作实践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作为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方苞的“义法”说是其基础，刘大櫆的“神气”说是对其进行了补充，至姚鼐的“相济”说，才使得其理论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 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并造成声势，姚鼐应是个关键人物。他以主讲的书院为基地，长期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姚莹等人，都是姚门的高足，还有像吴德旋、陈用光等人，都受过他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姚氏的努力精神，才使得桐城派在其后的文坛上把持了长达100余年之久。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姚鼐在散文理论方面很有造诣，但其散文的思想价值多数并不高。这主要是他与现实很少矛盾，生活面也较窄小等因素有关。 姚鼐的著作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书录》（4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他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是一部古文总集（此文编选的标准和收入作品的范围都明确地贯串了他的文学理论；同时，选入的作品也是他文论主张的例证。因此，此集就成为人们所传诵的一个较好的古文蓝本）。另外，最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登泰山记》一文（此文是姚氏辞官归里途中经泰安时写的），历来是中等语文教育的必读教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