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合肥城 刘彩玉 合肥市是安徽省的省会，解放以来，建设非常迅速，现在已变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犹如绘制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这座城市过去的历史怎样呢作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资料，不畏漏误，作了一番探索，现陈述于下。 一、秦、汉合肥城的位置 合肥在春秋、战国以前，只是个原始人类依山傍水聚居的小村落。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居民点也随着扩展。正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的成邑，三年成都。” 秦、汉时代，合肥开始设县，属九江郡（郡治在今寿县）管辖。合肥县城的名称，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东北二里，有故址之后徙寿春（寿县），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湖）（巢湖、瓦埠湖），皮革、鲍、木输会也。”随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关于合肥的记载。只是当时的合肥县城位置在那里，史文记载疏漏欠详，人们一直没有弄清。就是后来的唐、宋两朝的合肥县城位置，后人也同样不甚了解。 合肥“聚落”（居民点）的形成、发展，实与古代的水道、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合肥”这两个字，本来不是指县城的名称，而是指肥水（东肥河，又名金城河）和施水（南肥河，又名金斗河）的相合——“合肥”。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注释的《水经注》一书（见永乐大典本）里清楚地记载着： “肥水（东肥河）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今将军岭镇）西。吕忱《字林》曰：‘肥水出良余山（将军岭，又名分水岭），俗谓之连枷山，亦或以为独山也。北流分为二水，施水（南肥河）出焉。肥水又北径获城东，又北径荻江东，右会施水。枝津（阎涧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西流径成德县注于肥水也。’肥水别过其县西，北入芍陂（瓦埠湖）。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施水（南肥河）亦从广阳乡，东南入于湖（巢湖）。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径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 《水经注》所称的“广阳乡”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据宋以前文献记载，合肥县城西北村落，皆称“××乡”者较多，今改称“××郢”者也不在少数。如《舆地纪胜》称今古城郢为“新城乡”，即其一例。《水经注》所称的“广阳乡”，毫无疑问，就是今天的将军岭镇。该镇因地近将军岭而得名。 清光绪年间，曾道唯纂修的《寿州志》卷三《肥水》条注：“《水经注》所称的广阳乡，即今之将军岭也。”岭上的分水田是东肥河和南肥河的发源地。东肥河自将军岭向西北流，经寿县入淮河。南肥河亦自将军岭向东南流，经合肥入巢湖。两河均属雨源河类型的同源异流河。《尔雅》称谓：“归异出同”。由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曾利用过这样天然的水道、地形，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这条运河因沟通了长江、淮河之间的航运交通，故名为“江淮运河”。常因雨季河水暴涨，使两河源头之水易于汇合相连，合肥县城即因此而得“合肥”之名。[见拙著：《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载《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由于“江淮运河”的开凿，无疑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与经济上往来。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合肥就成为江淮间的漕米、货物集散和转运的中心，并以此闻名全国。秦汉设县筑城后，合肥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都显得特别重要。合肥城位居长江、淮河之间，淮南丘陵为其天然的屏障，又处在“江淮运河”通道线上，漕运都在此中转北运。其形势是“南临江湖，北远（达）寿春。”[《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江南城》条注]“肥水（东肥河和南肥河的总称）又为庐 （州）（合肥）、寿（州）（寿县）间战守之资。”[《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寇传》]所以三国鼎立时期，合肥县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显得非常重要。 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首次委派刘馥为扬州（州治在合肥）刺史，加固合肥城池。魏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合肥都督满宠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运河通道，打击孙吴军队于是在合肥县城西北三十里的鸡鸣山东北“奇险”之地建筑新城。因在三国时营建，故名为“三国新城”。无怪后来魏明帝给予合肥城地位以极高的评价：“先帝（曹操）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晋代合肥城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仍旧居于重要地位。在“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之际，朝廷曾一度将广陵（江苏扬州）度支迁至合肥，任命仓部令史陈敏为合肥度支（专管漕米运输，又统帅“运兵”驻守该地的官员）。将贮存多年的“南方米谷”，由裕溪口经巢湖达合肥，再以小船转运，通过“江淮运河”沿途皆有“运兵”护送至洛阳，“以救患周急也”[《晋书》卷一百，《陈敏传》] 南北朝时，合肥城在军事上的价值仍未降低。南方的梁国豫州刺史韦在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为了从北方的魏国手里夺取合肥县城，采用了围堰肥水灌合肥城的办法筑堰以后，南肥河水位不断增高，梁国的战船都高过了合肥县城墙，于是河水由北岸外溢淹没了秦、汉所建的合肥县城。韦虽然打了个胜仗，占据了合肥县城，但是该城已被水冲毁，秦、汉合肥县城自此逐渐淹废。因年代久远，城址位置不详。后虽有地方志记载，但均不一、不详。 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六写道：“合肥故城，汉为县。故城在今县北。” 清嘉庆年间的合肥知县左辅，在其所修《合肥县志》卷十四中却说：“合肥故城，《寰宇记》‘在城北，汉置。’今无考。” 可是，嘉庆庐州知府张祥云，在其所修《庐州府志》卷四中说道：“合肥故城，金斗门在县治（县衙门所在地）东北，乃古合肥城，遗址尚存”，又说：“［汉］献帝时，曹操表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马造合肥空城，立州治。今合肥西二里，故城址也。” 左辅虽然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做了调查研究，得出“今无考”的结论。但他在东肥河、南肥河的“寻源溯流”考察中，却在今合肥县城水西门外二里的白渡港（南肥河北岸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但是，左辅把那座古城遗址误说成什么金国的“兀术城”[见嘉庆《合肥县志》卷一，《图说·北乡图》]。其实，这个所谓“兀术城”，正好和庐州知府张祥云的后一种说法相吻合，正是秦、汉时代的合肥县城遗址。现在还残存着夯土城基，可资寻觅。那么，张祥云为什么又说出汉代合肥县城址在当时县治（县衙门所在地）的北边呢？这是因为他在纂修《庐州府志》时，没有进行分析研究，只是一味地照抄前志记载，错把唐代的金斗城址当成汉代的合肥城址。致有此误，使人甚为费解。 东汉末年，全国各地迭遭战乱。“江、淮间郡县残破”[《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航运亦遭中断，接着合肥县城乡的经济开始衰落。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地避难逃亡，合肥县城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成为“空城”。 曹操虽然北有“袁绍之难”，可是仍然抽调小股兵力南下，坚守合肥，以图争霸全国的大计。由此可知，曹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家。他为了有效地控制江淮通道，防止江东孙吴强占，以巩固淮河南北的地盘，他于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首次委任刘馥为扬州（州治在合肥）刺史。刘馥既已受命，单马到达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回逃亡，兴修农田水利，“以溉稻田”、“聚增生，建学校”。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十万枚，益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曹操北定中原后，于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秋七月，又作“轻舟”亲率水军自谯（安徽亳县）由涡河入淮河，溯东肥河顺利地通过“江淮运河”，再南肥河顺流而下，进驻合肥[《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由此可知，合肥城在曹操心目中犹如东方的一粒“明珠”。 上面提到的魏青龙元年在城（汉代合肥城）西三十里处所建的“三国新城”，据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左辅的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其址是在今古城郢（新城乡）村东，牛寨寺北，残存的夯土城墙还可目见。它的周围约三余里，共十八个墩。清代还有人在夯土墙附近掘出过铜箭簇。毫无疑问，它是三国时代的遗物。由此，“三国新城”又得到了考古上的证实。 “三国新城”是在汉代合肥县城西北三十里，距今合肥县城就不止这个里数了。因为秦、汉合肥县城经过研究考证，它的位置是在今城西北水西门外二里的白渡港，那么“三国新城”应该是距今合肥城西北三十二里。 二、唐代金斗城 汉代合肥县城所在位置，地势低洼，易遭水灾，而它的军事战略地位尤其重要。魏、蜀吴三国鼎足相立，曹魏与孙吴争夺合肥县城的战役十分频繁，双方动员的兵力近十万人结果以吴军迭次失败而告终。 自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合肥县城被南肥河水冲溃后，日渐淹废。自此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再也不愿在南肥河北岸低洼的旧址上营建城治了。他们必须重新选择新的城址，其先决条件是：地势高，水运便利。前者可以防止河水漫城，后者可以解决航运交通和城内军民的饮水问题。 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全国后，由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根据以上的两个条件，审度地形后，便在南肥河的南岸高亢的台地上，营建新的合肥城池。唐代合肥县城，名叫“金斗城”城的形状和范围，虽不甚清楚，但位置是约略可知的。南宋、元、明三代还存在着唐城的北门城楼和部分残存的夯土城，名为“金斗门”和金斗岗。金斗门位于今合肥城内，时雍门西二里，即今十字街中菜市。明、清两朝均改建为钟鼓楼。左辅在《合肥县志》里说：“今南半城，名金斗城。??盖汉城既坏，改筑土城于今所。至唐代宗时，庐州刺史路应（有称路应求）始加甓。” 明朝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合肥郡守宋公鉴征派民夫平金斗城残存的基址做街市。曾在城基排水沟口挖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阴文：“尉迟敬德监造”。[见嘉庆《合肥县地》卷三十六，《志余》]由此，要以推断唐代金斗城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649年）。当时金斗城中心还建有“万寿寺”，寺旁多机坊，所产贡品“万寿”相当著名。 唐代的金斗河（古称施水，今称南肥河）原绕金斗门往东南流入巢湖，成为金斗城北面的天然护城河。宋南渡后，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淮西元帅郭振扩建斗梁城，将唐代金斗城由东到西分切为两半；南半部阻断于“斗梁城”之外。毁弃之。北半部连同金斗河一道括入“斗梁城”之内。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顺天府霸州文安县农民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南下，庐州知府徐钰忧虑合肥城西北水闸难守，便下令堵塞。导南肥河水由城北经拱辰门向东南流，经威武门曲折东南流入巢湖。于是，流经城内的一段金斗河和九曲水无水源，日渐淤塞，往后变成了一条臭水渠，失去了往日供给饮水和排水的作用，给城内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雨季河水暴涨，城内还会壤成水患。货船也无法航行入城，造成水运上的巨大损失。“盖水流变徙，肥水（南肥河）源流非复故迹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江南》八《肥水》条注]此乃人为变迁耳！ 明、清两朝虽不断有人著文建议重开金斗河故道，但都未被采纳，更谈不上什么实现了。[参见嘉庆《合肥县志》卷三十五《集文》，明黄道日撰：《山水城池议》，清田实发撰：《金斗河议》] 三、南宋的斗梁城 唐代金斗城建筑在高亢的台地上，固然不怕水淹，但县城受地形限制，范围狭小，影响县城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宋南渡以后，金人大规模地南侵，合肥县城顿成为国防前线的军事重镇。这时的全国军事形势，正如《新编方舆胜览》卷四十八，《合肥·形胜》所说： “龙眠蟠其前，淮海之郡，庐为大。地大以要，庐为淮西根本。合肥号金斗，江北恃为唇齿，亦一都会。地有所必争。腹巢湖，控涡（涡河）、颍（颍河）。” 合肥早在郭振建斗梁城之前，金安节曾说过： “庐（州）之合肥，和（州）之濡须（裕溪口），皆昔人探扼孔道。??且濡须、巢湖之水，上接店步（应是瓦埠湖），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择将经理。”[《宋史》卷三八六，《金安节传》] 南宋孝宗为了固守合肥重镇，确保江淮地区的安全，阻止金兵进一步渡江南侵，保住偏安的临安（杭州）政权，便委任郭振为淮西路元帅，率重兵镇守，元帅府设在合肥。可是唐代金斗城范围较狭，难容重兵。军民屯田，尤感困难。一旦被围，江南漕粮、辎重无法水运入城，军民乏食，难以就地取给，于是元帅郭振突破原来地形限制，扩建新的城池，名为“斗梁城”。斗梁城的扩展是：南截唐代金斗城一半，北跨金斗河，西括九曲水，将原来在金斗城外东北角的小湖泊——“逍遥津”和西北角的洼地——“金斗圩”一块儿括入斗梁城内。顿使合肥县城改观，范围扩大了几倍。 《舆地纪胜》卷四十五《景物》上：“斗梁城（宋）乾道五年郭振筑新城，号斗梁。横截旧城（金斗城）之半，而阻绝旧城于斗梁城之外。” 同时，为了江南运来的漕粮、辎重能直接水运入城和灌溉金斗圩的稻田及军民饮水方便。在斗梁城东和城西各建了一个水闸，以兹启闭。既利于战守，又利于屯垦。而金斗河水也不受金斗城墙阻拦，常流不息。 四、明代建筑的合肥城 经过大规模扩建后的“斗梁城”，几经战争的破坏，加之元世祖忽必烈入踞中国后，毁弃全部现有的城池，于是斗梁城也遭夷平。合肥在元代是无城墙的。元末农民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合肥佥事马世德丧魂落魄，慌忙在斗梁城基上加木栅困守。[见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三，《大堂书记》]但此举并未挽救元朝统治者的危运。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明洪武初年在南宋斗梁城基上重建了砖质城墙。至此合肥县城历经明、清以迄今五百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唯地震、风雨浸蚀，城墙时有倾塌历代都有修葺之举。汉、唐、南宋所建的合肥县城墙，包括鸡鸣山东北“奇险”处的“三国新城”在当时均为夯土所筑。雨水冲刷，年久失修，倾塌更甚，其遗迹还可寻觅易见。 明代合肥县砖质城墙，周围四千零六丈，约合二十六余里。东、西、南三面各有两个城门，北面只有一个城门。东门为威武门、时雍门，西面为为西平门、水西门（原为旱西门，明正德六年知县□钰堵塞后，另辟水西门）。南门为南熏门、德胜门，北门为拱辰门。明朝合肥县城的规模，形势，现在很多人都熟悉，而且城墙也拆除不久，因此，这里不再赘述了。 以上将合肥县城的起源、发展和城址位置等情况作了概述，目的是为了研究过去，关心今后，展望将来。这篇短文仅是合肥市历史地理基本状况的大致描述，试图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合肥市历史地理的一点线索，疏漏不妥的地方，一定不少，敬请补正。 （本文初稿曾承蒙顾颉刚、谭其骧两位先生审阅，特此致谢。） 1963年2月5日于北京 《江淮论坛》1963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