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建国后的宣传舆论工作

中共安徽省委十分重视党的宣传舆论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充分发挥舆论先导作用，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建国41年来党的宣传舆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挫折，宣传舆论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主要是在“大跃进”中宣传了“共产风”、“浮夸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宣传了个人崇拜，林彪、“四人帮”散布了一些反动谬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传工作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一度发生过一些失误，有的新闻媒介对新的生活方式、高消费、万元户的宣传和一些新观点、新口号的宣传中，有片面性和不适当的地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时，有的新闻媒介曾出现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加以吹捧的现象，个别报刊发表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言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社会宣传
〔生产救灾和治理淮河的宣传〕
生产救灾宣传：建国初，皖北、皖南的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安徽生产救灾工作的任务繁重。1949年到1954年，党的宣传工作把生产救灾作为重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宣传，对稳定灾区干部、群众情绪，提高他们战胜灾害的信心，推动生产自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灾区干部、群众进行“人定胜天”、“生产自救”的宣传教育。1950年秋，皖南发生水灾，各级党委动员广大干部、群众防汛抢险，宣传贯彻中央“生产自救、社会互济、政府支持”的方针，号召灾民多种瓜菜，开展副业生产，并以工代赈，动员160万民工参加治淮。1953年4月，淮北地区及淮南部分地区遭受严重霜灾，中共安徽省委立即作出“生产救灾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指示，《安徽日报》抽调一批记者、编辑分赴宿县、阜阳专区进行生产救灾报道，连续发表了中共安徽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对救灾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逃荒不是办法”、“求神不如求己”、“发扬艰苦作风”、“我们一定能战胜灾荒”等宣传讲话材料。1954年安徽遭受百年未有的水灾，《安徽日报》把防汛救灾作为报道中心，派出大批记者分赴江淮河堤，深入现场采访，在7、8月份共刊登防汛救灾稿件650多篇。
大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对灾民的关怀救济和城市、工矿区人民群众对灾民的无私援助。1950年3、4月间，中央救灾委员会平原省、皖北灾区视察组、华东军政委员会灾区慰问视察团先后到皖北灾区视察。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拨给皖北救灾原粮1000万公斤、杂粮750万公斤，皖北行署拨给宿县灾区烈军工属救济大米40.9万公斤，用来解决春耕生产与灾民生活困难。对此，报纸、广播都作了充分宣传。1951年在全国各地向皖北灾区捐献棉衣运动中，《皖北日报》突出报道了苏南工人向淮北灾民捐献棉衣和寄送慰问信的消息，还报道了各地运输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为淮北灾民赶运口粮、种子、棉衣和其它救济物资的消息。
注重深入、系统地宣传生产自救的典型。1950年冬，濉溪县濉溪区一部分青壮年农民到治淮第一线参加治淮，留在后方的农民开展生产自救的立功竞赛活动，提出了4项条件：1、保证80%的耕地种上麦子；2、每人种菜、种豆各2分地；3、每人收干菜20斤；4、家前园后不荒一分地。完成4项条件者为模范，给予物质奖励，全庄完成4条者为模范庄。报纸、广播都宣传推广了这一做法。1953年春，淮北地区遭受严重霜灾后，《安徽日报》编辑部抽调一批力量分赴宿县、阜阳地区进行生产救灾报道，部分人在宿城市西北乡、涡阳县纪伦寨乡驻点，对这两个乡组织农民生产自救的典型事迹，进行连续报道，对推动各地开展生产自救，产生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治淮宣传：解放前，淮河年年为害，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给淮河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安徽地处淮河中游，受害尤为严重。1950年淮河又遭特大洪水，是年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研究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下设河南、皖北、苏北3个省、区治淮指挥部。
在治淮工程开始之前，中共皖北区委员会宣传部对治淮宣传工作就进行了部署，于1950年9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治淮、生产救灾宣传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大力开展治淮宣传工作，保证治淮计划的实现。皖北各级治淮指挥部都建立了政治机构和宣传组织，负责做好治淮工地基层干部和民工的宣传鼓动、思想教育和文娱活动工作。1950年10月27日，皖北行署、皖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皖北治淮动员令》，报纸、广播及时配合宣传。报纸、广播连续宣传各地农民表示决心，上海等地工人积极要求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前线战士来信鼓励民工的消息。当时，皖北遭受严重水灾，不少农民准备外出逃荒，当毛泽东的治淮号召和实行以工代赈的政策传开后，农民的情绪逐步稳定，纷纷报名参加治淮，到年底皖北地区组织14万民工到达治淮工地，冬季治淮工程全面开工，分别进行疏浚、复堤和部分蓄洪等工程。
皖北治淮工程开始后，集中地宣传了第一期的治淮工程，报纸、广播对霍邱蓄洪、润河集分水闸、淮河疏浚等重点工程，作了连续、系统报道。1951年5月4日，中央治淮视察团在蚌埠举行授旗典礼，锦旗上有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将两面锦旗分别授予治淮委员会和皖北治淮指挥部。皖北的报纸广播大力宣传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使沿淮人民深受鼓舞，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治淮的积极性。
在治淮工地，各级治淮指挥部的政治机构，加强对民工的思想教育工作。治理工程刚开始时，有些干部强调治淮结合救灾，以工代赈可以渡过灾荒，很多民工把渡荒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治淮上，但当宣布土方单价、未能满足要求时，民工情绪低落，有的要求离开工地去逃荒，有的只管多做土方，不顾工程质量。针对这一情况，皖北治淮指挥部政治部及时提出施工中的政治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克服困难，提高效率，保证标准，以及“治好淮河为自己，做好工程是第一”的口号，要求广大民工树立为子孙造福的主人翁思想。这时全国上下抗美援朝运动如火如荼，在民工中及时进行时事教育，开展为抗美援朝立功、为建设新中国立功、为战胜历史性灾害立功的创模竞赛运动。阜阳专区治淮指挥部召开民工代表会，“摸疮疤，算灾帐，追灾根”，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使民工认识到“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害了俺，共产党运来粮煤救了俺”，逐步提高政治觉悟，树立起治淮为自己的主人翁思想，爱国主义普遍高涨。在皖北治淮工地上掀起了集体宣誓、挑战竞赛的立功热潮，涌现出大量治淮劳动模范。
1951年7月，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治淮指挥机构层层总结、评模，举行庆功大会，奖励治淮功臣。报纸、广播突出地宣传了特等治淮模范金秀兰、谢洪友、祝怀顺等人的事迹，在全体民工中树立旗帜。根治淮河的第一年，治淮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完成2.9亿立方米，初步解除了淮河流域“小雨小灾”的威胁，保证了1951年小麦丰收。报纸、广播充分地宣传报道了治淮工程的效益和农村丰收的欢乐景象。
在以后的几年的治淮宣传中，着重地宣传了佛子岭水库等几个主要工程建设的进展情况，以及参加治淮的水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开展技术革新、劳动竞赛所取得的巨大成绩。1950年到1954年，新华社淮河分社记者系统地报道了治淮工程，发出了大量电讯稿，为全国省级以上报纸广泛采用，对治淮宣传作出了贡献。
治淮宣传的不足之处，是在指导思想上对治淮工程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第一期治淮工程结束后，淮河流域农业普遍丰收，在宣传中，对治淮效益估计过高，把丰收完全归功于治淮，当第二年淮北地区又内涝成灾时，少数干部思想转不过弯子，以致对治淮缺乏信心，造成宣传工作的被动。
〔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
安徽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宣传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三者密切配合，互相促进。
抗美援朝的宣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朝鲜和中国的内政。1950年10月，中国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国内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皖北区和皖南区立即大规模地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活动。中共皖北区委、皖南区委相继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各地把抗美援朝的宣传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导，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利用各种会议和宣传形式，广泛开展宣传，由城市扩展到农村。1951年4月，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普及抗美援朝教育，消灭空白区”的号召，全省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动员所有报告员、宣传员和群众宣传队，在“五一”前后向广大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教育，全省参加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签名要求5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群众达2091.2万多人，占当时两区人口的76.6%；参加“五一”反美示威游行的群众1660.6万多人，占两区人口的66.8%，过去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一些僧尼和残疾人也参加了示威游行。1951年6月，皖南、皖北区党委宣传部响应全国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大力宣传增产节约，捐献武器，修订爱国公约，做好优抚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运动。1952年2月至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代表，在安徽31个城镇，向55万多干部、群众报告中朝部队英勇战斗取得胜利的生动事迹，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1952年5、6月间，全省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实行细菌战和爱国卫生防疫宣传工作，6月20日开始，所有城市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和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周，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逐步转入经常化。
抗美援朝的宣传持续两年多，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和流传的谣言，初步消除了一部分人的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树立起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改变了百余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加强国防建设。全省有20多万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1.4万多名青年学生和工人报名参加军事干校，还有一批铁路职工和医务人员志愿赴朝服务。全省开展爱国增产捐献运动，共捐献人民币15亿多元，当时可买战斗机101架，还向志愿军寄送大批慰问信和慰问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发动群众制订爱国公约，开展爱国主义增产竞赛，重视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
土地改革的宣传：安徽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在少数乡村进行试点，然后分两批大规模展开。1950年10月，皖南全区和皖北区38个县第一批进行土改，至1951年7月结束。皖北区其余24个县因治理淮河、生产救灾任务繁重，延至1951年秋后第二批进行土改，1952年7月结束。
安徽宣传土地改革运动，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之前，中共皖北区委和皖南区委于1949年冬，就开始利用报纸、广播和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宣传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也在一段时间内宣传了老解放区“中间不动两头平”(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不合时宜的政策，1950年“五一”前后即进行纠正。
1950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皖北区党委宣传部和皖南区党委宣传部分别制订了《土地改革宣传教育计划》，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领会《土地改革法》的基本精神，以及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各项具体政策，培养宣传土改政策和领导土改运动的骨干。同时，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农民代表会和报纸、广播向社会各界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从1950年8月开始，各地还分批训练了村干部、小学教师和农民积极分子4万多人，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做好准备。
1950年10月，土地改革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宣传。皖北区党委宣传部和皖南区党委宣传部及时编印土地政策学习、宣传材料，供土改工作队干部和农村宣传员使用。土改运动初期，鉴于有些地方存在着对土改运动领导软弱，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对不法地主的破坏反抗打击不力等倾向，皖北区党委宣传部于1950年11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改革宣传的补充指示》，强调向农民群众正面宣传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充分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压榨的罪恶，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强调结合进行形势教育，宣传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揭穿匪特谣言，消除群众顾虑，增强对搞好土改的信心。各地重视宣传土改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宣传谁种谁收，稳定农民情绪；说明保存富农经济是为了孤立地主，有利于生产，还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宣传分配土地时照顾原耕农民，消除佃农顾虑；宣传严防地主非法出卖、分散转移土地，已分散转移的一律无效；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树立“劳动发家，爱国增产”的思想。
经过对土改政策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投入土改运动，抗美援朝声势浩大，镇压反革命运动急剧发展，对破坏抵抗的地主分子进行了有力打击，土地改革运动掀起了高潮，到1952年7月胜利结束。全省253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2703万亩土地，20万头耕畜，223万间房屋，1亿7450万斤粮食。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宣传：安徽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清除了一部分反革命分子，但是，尚有国民党残留、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破坏活动更加猖獗。他们散布谣言，煽动抢粮，破坏交通，放毒纵火，甚至组织武装骚乱，袭击区、乡政府，杀害革命干部、民兵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11月，中共皖北区委和皖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1月17日皖北区委宣传部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宣传工作的指示》，各级党委负责人亲自向全体干部作报告，宣传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同时开展反谣言斗争，取缔外来反动书报，抵制美蒋广播。皖北区党委宣传部会同皖北行署公安局、皖北日报社编印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材料。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省各地翻印张贴，广为宣传，并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和报刊、广播、幻灯、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据皖北区各地不完全统计，参加各种代表会、干部会、群众会、座谈会、控诉会、公审会，受到教育的群众，一般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
1951年4月，宿县采取召开农民代表会，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的做法，受到中共中央肯定，毛泽东批示“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此后，各地普遍召开农民代表会、各界人民代表会，发动群众与司法部门结合，惩治反革命分子。4月15日，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镇压反革命分子广播大会”，发动群众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各民主党派代表发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把镇反的宣传活动推向高潮。
镇反运动形成高潮以后，各地注意组织各界人士参加镇反斗争，有计划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案件审查工作，他们从中接受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主动地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有些逃犯被群众抓回，送交政府公安部门处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不少反革命分子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纷纷投案自首，仅阜阳县投案自首的就有45人，交出反动证件、道会门旗子、印信等93件。
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安徽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反动道会门活动和长期未能肃清的匪祸，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一时间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
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集中宣传，历时10个多月，到1951年8月基本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宣传〕
1951年12月1日和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中共安徽省委于1952年1、2月份分别进行了传达贯彻，对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作出部署。省委宣传部以“三反”、“五反”为中心，印发了2、3、4月份工作要点。全省上下一齐动手，组织宣传队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
“三反”运动开始时，各级党政领导以及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带头检查官僚主义，启发教育干部迅速投入“三反”运动。“三反”斗争进入到追查贪污犯“打老虎”阶段后，主要是宣传党的有关政策，针对存在的思想障碍，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1952年2月上旬，合肥、芜湖、蚌埠、安庆等城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业人员中，开展了“五反”斗争，向他们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有问题的工商业者坦白交代自己的“五毒”行为。
在开展“三反”、“五反”斗争中，各地普遍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报纸、广播在一段时间内对“三反”、“五反”进行了集中的宣传，《皖南日报》、《皖北日报》联合版在70天时间中共刊登“三反”、“五反”方面的稿件和来信780篇，皖南、皖北人民广播电台在1、2月份共播出“三反”、“五反”内容的新闻和讲座稿的字数，占播出总字数的50%以上。群众宣传队伍也十分活跃，读报组、黑板报、漫画、快板、短剧等宣传形式普遍采用。省文工团排练的《圈套》、《我检举他》剧目演出了18场，观众达1.3万多人。“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省直属机关、蚌埠市举办了反浪费展览。当贪污、盗窃等问题被揭发后，在一些基层单位举办赃物展览的基础上，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筹办了“三反”、“五反”展览，在全省主要城市巡回展出。各地人民法庭召开公审贪污分子和严重违法工商户大会，以真人真事教育干部群众。这些宣传教育形式，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安徽对“三反”、“五反”运动的宣传持续了4、5个月，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少数的贪污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运动过程中，有些地方发生过主观分配“打虎”任务、搞逼供信等偏差，宣传工作中一度存在着政策界限不清、揭露性报道偏多等倾向，发现后都及时作了纠正。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1953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安徽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首先，各级党委普遍召开干部会议，层层进行传达学习。1953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后，省直属机关及各地、市、县委都召开会议进行传达学习。省委还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对总路线的宣传进行具体部署。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全省各地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并从县以上机关抽调2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城乡基层，向广大群众进行正面宣传教育。省委书记曾希圣亲自到六安、安庆、芜湖、铜官山等地向干部、群众作报告，进行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全省15万名干部、10万多名党员和2200多万群众受到了一次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省委宣传部及时召开了地、市、矿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会议，对深入学习总路线进行部署，并于1954年1月6日分别发出向工人、农民进行工农联盟教育的宣传要点，作为总路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宣传部部长桂林栖于1954年1月7日在省直属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学习总路线的动员报告，要求弄懂弄通总路线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在主要问题上做到理论通、政策通、行动通，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增产节约、互助合作运动和收购粮食、购买公债等工作中去，并联系思想实际，批判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划清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1954年2月9日至3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动员深入学习总路线，批判违背总路线的错误思想。省委于1954年3月11日发出《关于继续大张旗鼓地深入宣传总路线的几点意见》，各地认真宣传贯彻。
通过近半年时间对总路线的宣传，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初步认识了现阶段革命性质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懂得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意义，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工作积极性；广大工人认清了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责任和作用，阶级觉悟提高，生产情绪高涨，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广大农民初步懂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区别，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端正了对工农联盟的认识，推动了粮食统购任务的完成。
在以后贯彻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实现“一化、三改造”，继续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主体。在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安徽城乡广大干部和群众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各地注意密切结合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对工人群众深入进行总路线教育，工人阶级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广大农民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支援工业建设，而且有一批青年农民参加工业建设，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到1956年底，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部分提前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安徽在宣传贯彻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基础上，在农村继续深入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宣传互助合作为中心，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克服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思想上保证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巩固和发展。1954年11月省委召开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和加强农业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直到1955年春，安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中央两个决议的指导下是健康发展、稳步前进的。
自从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批判中央农村工作部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安徽和全国一样，检查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重新作出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规划。11月19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部署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工作，从11月下旬起，各级党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检查压抑农民合作化积极性和阻碍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右倾思想”。12月，全省报告员、宣传员出动宣传，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到1955年底，全省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比例，由春季的15%猛增到75%，接着又匆忙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1956年春高级社大发展，到1956年10月上旬统计，全省加入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占总农户90%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到1956年底，安徽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员为16万5千多人，占全省手工业从业人员中的86.3%。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宣传：省委于1955年12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讨论部署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并于12月30日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当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宣传工作意见》。各地党委首先开好扩大干部会，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任务、政策和工作方法，注意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做到政策通、思想通、办法通。同时，广泛开展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宣传。对工人群众，除向国营企业的全体工人普遍进行宣传外，着重做好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群众的工作，向他们讲清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重大责任，贯彻党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积极监督资本家接受改造。对工商业者的宣传，由党委宣传部与统战部配合，指导工商联向全体工商业者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他们学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新阶段》一书。对资本家讲清形势，宣传方针政策，使他们认清出路，爱国守法，掌握命运，接受改造，克服动摇、犹豫态度，防止抽逃资金等违法行为。对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说明他们属于劳动人民，着重宣传合作化的好处和方针、政策、办法，鼓励他们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冲击、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掀起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到1956年7月中旬，合肥市10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2个工厂和27个私营商业行业的938个商店，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的宣传〕
1953年9月，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分析安徽淮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季节的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措施(简称“三改”)。并于1954年1月1日在《安徽日报》上发表《论“三改”对防灾保收和争取丰收的重大意义》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三改”的正确性。1月16日，《安徽日报》又以《积极而稳步地推行“三改”，提高农业生产》为题发表了社论。此后，各地即组织干部学习曾希圣的文章和《安徽日报》社论，向改种地区的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在少数地方进行试验，培训农业技术人员。1954年11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在全省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部署进一步加强“三改”的宣传，教育农民克服保守思想，并加强技术宣传，搞好典型示范，使农民接受和掌握新的农业技术。
“三改”的重点是在淮北推行改种水稻，种植高产作物“胜利百号”山芋，扩大秋种面积，以增加夏季收成的比重。1955年1月14日，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普遍推广高产品种“胜利百号”山芋的宣传工作指示》，要求广泛宣传“胜利百号”山芋高产实例和栽培技术，把它作为“三改”的一项重要措施，淮北地区应全面种植，淮南及沿江地区也要逐步全面推广。同年3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动员依靠互助合作组织，积极推行“三改”措施，保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各地相继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广泛宣传。1955年按“三改”要求生产的土地达2300多万亩，占全省产粮地的32%，增产粮食27亿斤。1956年3月，《安徽日报》发表《大力推广双季稻》的社论，宣传双季稻能避灾保收和增产，当年计划种植1200万亩。1956年大涝，许多地方旱粮被淹，而淮北地区改种水稻的地方大都生长良好。省委办公厅汇集各地总结的典型经验，编写《安徽农业生产经验》(第一集)一书大量出版发行，宣传“三改”的成功经验和丰产实例。曾希圣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也介绍了安徽推行“三改”的经验。
推行农业“三改”，是避灾增产的一种好办法，确实收到一些成效。但是，省委领导人对农业“三改”成功的一面估计过高，而对推行“三改”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则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对干部、群众提出的批评、建议当作右倾保守来批判，把推行“三改”同反右派斗争联系起来，错误地批斗、伤害了一些好人。1958年3月，曾希圣提出了实行“水网化，水稻化，把淮北变江南”的号召，在“大跃进”宣传鼓动下，淮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改种水稻和河网化运动。改种水稻，忽视淮北与江南在气候、地理、水利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把改种指标逐年加码，盲目扩大。1958年的稻改面积，从1956年的122万亩扩大到434万亩，1959年增至490万亩，这年恰逢大旱，造成水稻大减产，有的地方颗粒无收。河网化工程背离“蓄泄兼筹”的方针，河网开挖搞形式主义，结果劳民伤财，不仅没有达到避灾增产的目的，反而使生产力受到破坏。这种倾向，到1962年进行淮北河网化的调查总结时，才予以纠正。1963～1965年淮北连续大涝，所挖的河网经过改造和利用，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
安徽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首先从宣传大跃进开始。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省委就于1958年3月1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现，省委宣传部于3月5日印发了《鼓足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全力争取今年工业生产大跃进，使地方工业产值在5～7年内超过农业产值》两个宣传提纲，宣传省委提出的1958年工农业生产跃进指标，其中粮食产量争取超额完成280亿斤，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长40亿斤，工业产值达到19.2亿元，比1957年增长53.6%，对大跃进进行了初步的宣传。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省委于6月3日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运动的通知》。6月6日省委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提纲》，要求全省所有干部认真学习总路线，同各种违背总路线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围绕当前生产和工作，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贯彻总路线的宣传运动，使之成为推动当前生产和工作的强大动力。全省各地组织300万人的宣传大军，大张旗鼓地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活动，使总路线、大跃进的宣传在全省各地普遍开展起来。6月中旬，省委召开省、专区(市)、县三级干部会，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翻一番，达到247亿公斤，工业总产值争取实现30～35亿元，3年内达到150亿元。会后，省委提出了“苦干三年，改变安徽面貌”的口号，使党内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安徽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进一步推向高潮。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带来了高估产，安徽不少地方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报刊舆论大加鼓吹。8月2日，《安徽日报》报道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3.55亩早稻田里放出亩产早稻11471斤的高产卫星，并配发了题为《伟大的创举》的社论，提出全省应该在更大面积上取得更高的高额丰收，以至把安徽省全部耕地的产量，都提高到高产卫星的水平上来。8月16日，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文章，认为“亩产1万斤早稻还没有到顶，如认为到顶，不是自满，就是保守”。文章夸大人的主观意志，说“一切被人们认为办不到的事情，我们都能做到办到”。8月22日，《安徽日报》、《芜湖报》、《繁昌报》都报道了繁昌县东方红三社1.3亩中稻亩产4.3万斤的奇闻。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安徽对工业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宣传，问题也比较严重。1958年8月上旬，省委在佛子岭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保证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草案)》，确定1958年生产生铁120万吨，钢35万吨。8月23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声势浩大的促进钢铁元帅上马的宣传报道的通知》，确定抓钢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8月29日，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安徽省全民大办钢铁工业广播动员大会。全省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8月到12月全省平均每天参加钢铁生产的有241万人，最多时达到500万人。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全省动员10万人上山伐木炼铁，大片山林被毁。在大办钢铁宣传中，报刊、广播又掀起放钢铁高产卫星的热潮，浮夸风愈演愈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后，省委于8月26日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农村工作部联合发出《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宣传要点》。安徽建立人民公社未经试验，一哄而起，很快在全省形成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18624个农业社合并成1010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4%，到10月全省即实现人民公社化。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化的成果，10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宣传、大辩论，广泛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各地在宣传教育中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宣传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就“跨进了共产主义门槛”，并把“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因素进行宣传。11月下旬，省委主张人民公社应该着重推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些都助长了“共产风”的蔓延。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传中，省委强调反右倾、促跃进。省委在6月中旬召开的三干会上提出，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要不断批判怀疑大跃进的“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以及“条件论”、“渐进论”、“经验论”、“多快好省矛盾论”等右倾保守论调。会后，各地普遍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插红旗等方法，批判上述所谓违背总路线的思想，在这些批判的压力下，促使层层制订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生产高指标。1958年3月和5月间，省委宣传部两次通知各地搜集和转发大跃进的口号，其中有许多是忽视劳逸结合、违反客观规律的，也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各地在宣传中，还宣传了许多违背科学，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奋斗目标和“左”的错误口号，弄虚作假作风严重泛滥，对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底至1959年7月，省委开始纠正“左”倾错误。1959年2月省委宣传部召开报纸工作会议，初步检查纠正了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6月底，省委同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提出的报纸宣传方针应是“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克服虚夸现象。但不久便被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所中断，“左”的错误继续蔓延。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安徽出现饿、病、逃、荒、死严重问题，宣传工作反而继续宣传大好形势。1960年1月14日省委在《关于加强1960年春节政治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宣传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辉煌成就，宣传1960年更大跃进的任务，大讲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2月中旬，省委召开有1200万人参加的春季农业大生产誓师广播大会，批判“继续跃进困难论”、“潜力挖光论”、“增产到顶论”、“劳力紧张论”等所谓右倾保守思想。4月至10月，省委宣传部继续编印“大办民兵师”、“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许多大办的宣传提纲。这种脱离实际的批判和宣传，群众极为反感。直到1960年冬，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彻底纠正“五风”错误时，持续3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才被迫停止。
〔“责任田”的宣传〕
1961年2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带领省委工作组到合肥郊区大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进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点，这个办法又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3月6日，省委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3月15日，省委又决定在全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责任田”。省委先后于3月21日、4月17日、7月24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书面报告，针对当时对推行“责任田”的争论，说明“责任田”不是单干，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到10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发展到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85.4%。实行“责任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严重困难。1961年8月上旬，省委宣传部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的宣传等问题，研究制定了宣传《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并提出要“积极、正确宣传本省推行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经验”。随后，省委于8月11日通知，暂不在报纸和公开刊物上宣传“责任田”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证明和充实。但在宣传《农业六十条》的过程中，有人批评“责任田”是单干，面对这种争论，省委在10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宣传“责任田”的内容和意义。省委宣传部随即在编印的学习《农业六十条》参考材料中，辟专节对“积极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进行介绍，说明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必须有责任制，“责任田”的办法是根据《农业六十条》中的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的精神制定的，经过几个月的试行，效果很好，它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符合农业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不是单干，不会助长两极分化，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澄清各种误解。此后，各地对“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开展了宣传。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行“责任田”被认为是“犯了方向性错误”。3月20日，省委通知改正“责任田”办法。4月 10日，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收回有关宣传“责任田”的参考材料。10月12日至11月12日，省委召开十一届十三次全会，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要求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有步骤有领导地改正“责任田”，彻底纠正“单干风”。在农村，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业六十条》，批判“责任田”，一直延续到“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责任田”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大批特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率先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田”才恢复名誉。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宣传〕
1964年到1978年，安徽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省委和各地党委都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作为大事来抓，进行了反复的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因此，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在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安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这段时间，虽然宣传工作的声势不大，但强调学习大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各地在学习中注意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学习大庆、大寨的经验，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取得了初步成绩。
1964年2月，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油田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精神，对学习大庆油田经验作了部署，从此，安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大庆运动。这时对工业学大庆的宣传，主要是宣传周恩来总结的大庆油田“两论”起家的基本经验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建设新型工矿区的经验，宣传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职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宣传大庆职工在油田建设中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的作风。
1964年5月上旬，安徽省经济委员会组织省工业、交通部门的厅局长、省总工会主席、重点企业党委书记或厂长、省辖市分管工业的书记或副市长、工业部长、经委主任共80人，由省委书记李任之带领前往大庆油田参观学习。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大家对大庆经验有了较深刻全面的理解，振奋了革命精神，参观回来后，都能积极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工交企业的学大庆运动。
安徽学大庆运动开展一年多，开始涌现一批学大庆的先进企业，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马鞍山钢铁公司。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对马钢和其它一些学大庆的先进典型，进行了集中的宣传。马钢认真学习大庆经验，组织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改革了企业管理体制，抓住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了以设备管理为中心的文明生产活动，迅速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变成了大庆式先进企业。1956年3月，省委在全省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总结、介绍了马钢的经验。同年9月，省经委在马鞍山召开了全省工业交通企业管理革命现场会，12月16日，省委批转了省经委党组《关于全省工交企业管理革命马鞍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推广马钢的经验。到1966年4月，据省工交工作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统计，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推荐学大庆先进企业共有66个。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号召学习大寨的经验。随后，安徽即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报刊、广播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较为集中的宣传，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经验，着重宣传了大寨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经验。1965年1月5日，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在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和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学大寨最根本的是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学习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扎扎实实地进行治山、治水、改土、积肥等基本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革新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的经验。1966年1、2月份，省博物馆举办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安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初步成绩，涌现了一批大寨式先进单位，对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4月成立后，开始着手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9年7月，省革委会树立萧县郭庄大队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1970年省革委会抓了淮南大通煤矿这个工业学大庆的典型，先后在郭庄大队、大通煤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现场会。1970年11月15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抓好“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群众运动。1971年9月15日，省委作出《关于全面深入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要学根本，抓典型，在全省掀起一个“学大庆，赶大通，夺取工业新胜利”的新高潮。
为了学习大寨经验，从1970年开始，省革委会组织省、专区(市)、县、社四级干部分批到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学习，加上各地自行组织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内，全省前往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达10万多人。各级党委还举办农业学大寨学习班，培训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学习大庆经验，安徽组织了工矿企业干部到大庆油田参观学习，并邀请大庆报告团来安徽传经送宝。
为了推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省革委会和省委从1969年到1977年，共召开6次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9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提高到新水平。每次会议精神，都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宣传。
“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革委会和党委运用多种形式和宣传手段，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宣传。党委宣传部门编写有关的宣传材料供基层宣传使用。报纸、刊物开辟“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专栏，广播电台和广播站举办“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专题节目，加强宣传报道。出版社编辑、出版一些适应“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读物。为了配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1973年6月至9月，1974年7月至9月，省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先后在安徽城乡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专题影片汇映，放映了《龙江颂》、《大寨红旗》、《大寨田》、《红旗渠》、《沙石峪》、《昔阳盛开大寨花》、《大庆红旗》等影片。文化部门组织反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业余文艺会演。1976年5月，省文化局在各地文艺会演的基础上，举办了全省农业学大寨专题文艺调演。
1974年，为纪念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号召10周年，继续大力宣传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省委提出的“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和“学大庆，赶大通，夺取工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1974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陈永贵应邀来安徽传播大寨经验，向与会代表作报告，强调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全省约有1000万人通过广播收听了陈永贵的报告。
1975年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安徽掀起了普及大寨县的热潮。省委成立了普及大寨县办公室。各级党委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迅速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1976年和1977年，省委再次组织各地干部分批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展一年多，到1976年末，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市)由原来的13个增加到21个，并涌现了一大批大寨式的社、队。安徽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到1976年全省第6次工业学大庆会议时，全省已有39个大庆式企业，500多个学大庆的先进企业。
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省委于1977年2月召开全省第九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1977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省委于5月20日召集省暨合肥市10万人群众大会，传达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并向全省县以上机关、工矿企业单位进行实况转播。省委于1977年、1978年先后组织省、市、县领导和工矿企业干部500余人到大庆参观学习。安徽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宣传延续到1978年为止。
安徽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把大庆、大寨的经验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特别是对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强调学大寨要学根本，宣传推广郭庄学大寨的经验，对农民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1975年11月上旬，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定了《关于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意见》。会后，全省组织了11万多人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深入基层，重点抓了800多个公社、9000多个大队，以及800多个企业、机关、街道、学校，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斗敌批资，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以后，又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着重抓党内的阶级斗争，解决公社以上领导班子的问题，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入歧途。
在农业学大寨的宣传中，也宣传了一些学得好的典型，他们从实际出发，大力进行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机械有所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学大寨则生搬硬套，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不许发展家庭副业，批判“工分挂帅”、分配搞平均主义，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规定山区口粮自给，导致山区农民毁林种粮，对这些错误做法也进行过宣传，造成了不良后果。
〔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宣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安徽各级宣传部门加强了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宣传，认真做好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中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增强搞好改革、建设安徽的信心。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安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对于农村经济改革，中共中央逐步放宽政策，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1980年5月，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传达后，各级宣传部门反复宣传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性质、意义及实践效果，进行了党在农村现行经济政策和改革的教育，《安徽日报》特别是地区报纸报道了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队发生的新变化，介绍了一批社队完善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促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省的推广和完善，促进了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态度是积极的，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当时仍有少数基层干部，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理解，贯彻不够得力，针对这种情况，1982年12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向全省各地、市、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1982年冬至1983年春，围绕稳定和完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各级党组织对农村基层干部以集中轮训学习的方式，进行党的农村现行政策教育，帮助农村基层干部正确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出现的大好形势，使他们认识到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巨大威力，认识到农村生产责任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帮助他们消除了疑虑。农村各级党组织还针对农民怕政策多变、不敢“冒尖”的思想，加强了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从理论上讲清包干到户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鼓励农民大胆地劳动致富。在这期间，安徽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文章，回击了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从理论上消除了干部和农民的疑虑。
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1979年至1980年，安徽各地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反复宣传了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宣传了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厂矿企业，宣传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以及搞活经济的典型经验，还宣传表彰了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达后，各级党委宣传部及时组织广大干部进行学习，并为基层编写了学习辅导材料。各新闻单位都开辟专栏、讲座或举办专题节目，宣传中央的《决定》，有针对性地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1985年配合出台的改革方案，继续抓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宣传报道了一批改革较为成功的典型，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1987年，省委宣传部大力宣传9年来全国和安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成就，除在报刊、广播、电视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外，先后印发了《安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安徽八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思考》、《坚持六个长期不变，争取农村经济新发展》等宣传材料，供基层宣讲。
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1984年下半年比较集中地进行了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会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直机关党委、省军区政治部和合肥市委联合举办了6次经济形势报告会，由省、市领导人做了《当前安徽的经济形势与任务》、《坚持改革，努力开创我省农村商品生产的新局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里程》、《关于合肥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建设远景规划的设想》等报告，及时回答了干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增强了开创安徽经济建设新局面的信心。省委宣传部还复制下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经济形势宣传教育的录音报告(共8讲)，供各地向干部播放。有些地、市邀请专家、学者，举办经济形势讲座和科技报告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欢迎。
1988年再次大力开展形势教育，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全省城乡广泛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的意见》。省委宣传部会同省直机关党委、省委讲师团在省直机关举行形势教育专题报告会，针对当时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确定了治理整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物价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为政清廉问题4个专题，分别由卢荣景、傅锡寿、孟富林、杨永良作报告，听讲对象主要是厅局负责干部。报告内容都摘要转发给省直机关和地、市、县，并为各高等学校复制了报告录像带。随后，在全省范围内向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形势教育。省委宣传部还选择长丰县曹庵乡进行农村形势教育的试点，帮助长丰县委制定了全县开展形势教育的意见，并转发各地、市、县参考。1989年继续进行了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形势教育。
二、对外宣传工作
安徽对外宣传工作，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增多，1982年9月，经省委批准成立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全省对外宣传工作。在省委宣传部内设立了对外宣传处，也是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并拨给了对外宣传的专项经费。7年多来，在省委的领导下，在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和省委宣传部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省及各地市宣传、外事、侨务、经贸、旅游、对台、新闻出版、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等部门，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外宣传的组织、队伍和思想建设〕
几年来，省直和一些地市先后建立了对外宣传机构。部分地市在宣传部内设立了专管或兼管外宣工作的机构，配备了专职、兼职外宣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处室。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省委宣传部在组织、协调各单位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与各宣传、涉外单位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工作关系。与此同时，还加强了业务建设，组织了业务培训。近几年来，全省各地都开展了对干部群众的国际形势、对外开放的教育，通过编印材料、召开形势报告会、举办展览等方式，帮助广大干群增强改革开放和外宣意识。1988年，省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宣传部、讲师团和省外办联合举办了《了解世界》系列讲座，对帮助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干部了解世界、开阔视野，起了积极作用。
〔制作对外宣传品〕
几年来，为了宣传安徽，对外宣传品从单一到多样、从文字到声像、从零星向系列化发展。省直各宣传、涉外部门、各地市都普遍制作了一批文字、图片、声像对外宣传品。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先后制作了介绍安徽和各地的画册80种；编辑了对外宣传折叠画页十几种几十万份；拍摄了包括戏剧片、专题节目、省及各地市专题介绍片在内的对外宣传电影和录像片一100多部。省直涉外部门和地市，部分重点开放县，大型厂矿，部分高校，都有对外宣传画册或电视录像片。这些对外宣传品，主要介绍了安徽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投资环境等，并通过多种渠道输送到世界各地，向世界宣传安徽，让世界了解安徽，提高安徽的知名度。
〔对外宣传报道〕
邀请和接待了中央和海外报刊、电台等单位的记者来皖采访，借助外力宣传安徽。近几年中，安徽直接组织接待的港澳记者团、中央对外新闻单位的外国专家和记者团、组有数百人次来皖采访。省直有关部门和一些地市也都通过各自的渠道，邀请和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海外记者。同时，还组织省内各新闻单位和地市的人员积极开展对外报道，中央新闻单位驻皖记者站也发了大量对外宣传安徽的稿件。
80年代，全省各地围绕一些重大涉外活动，先后组织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对外宣传活动。其中，芜湖市利用九华山庙会，凤阳县抓住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展对外宣传，取得比较成功的经验。1985～1986年，芜湖市委宣传部利用九华山庙会，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对外宣传活动，共邀请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参加，寓对外宣传于各项经济、文化和佛教活动之中，形象生动地宣传了芜湖市经济建设、旅游资源、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给国内外来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凤阳县是中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源地之一，几年来先后接待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名外宾、华侨前来考察农业生产责任制，通过介绍参观，与农民同吃同住，观看花鼓表演等活动，努力做到宣传工作顺其自然，并且实事求是，既讲成绩、也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打算，使外宾感到可信、实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团长崔七南访问后说“凤阳县实践证明，责任制发挥了它的巨大生命力，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新路子”。近几年来，省直各涉外工作部门和许多地、市、县，也都围绕自己的工作，寓对外宣传于各项业务活动之中，诸如省外办、侨办在接待友好团组和侨胞，开展面对面的宣传，省外经贸委每年一度的经贸洽谈会，省对台办所开展的对台宣传活动，旅游局参加的国际性旅游活动等，外宣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城市活动〕
安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多年来，省文化厅等单位，通过多种渠道，把具有安徽特色的杂技、歌舞、黄梅戏和文物、文房四宝、书画等介绍到欧、亚、非等世界各地去，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80年代，安徽派出的各类文化艺术团体达80批、数百人次，足迹遍达美、日、法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近几年安徽选送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杂技节目，获得多项国际奖牌，其中，1987年在法国获得世界“未来”杂技节金奖和世界“明日”杂技节银奖，为祖国、为安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此同时，全省还接待了来自国外的几十批艺术家和知名人士，进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这几年，各地也探索和开展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活动。如马鞍山的国际吟诗节、九华山的传统庙会等。这些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化、经贸、旅游事业的发展。安徽还与国外十几个城市结为友好关系，几年来开展了经贸、文化、科技等多种友好交往活动。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利用举办汉语学习班，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等方式，开展了有益的国际学术交流，培养了一批对中国友好的外国留学生。省少儿创作委员会，通过邀请，接待外国和台湾少儿作家，不仅活跃了海外、海峡两岸少儿创作的交流活动，同时收到了宣传安徽的效果。
〔对外宣传窗口和阵地建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对外交往的领域日趋扩大，对外开放的市、县、游览区已达50多个，90多个省直单位和大部分地、市、县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涉外活动，来皖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华侨和港澳同胞日益增多。为适应这种开放的形势，各地加强了对外宣传窗口和宣传阵地的建设。在参观点建设方面，全省已开辟和建设600多个对外参观点。多年来，这些参观点接待了大批外国友好团组和人士，从一个个侧面展示了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安徽人民的精神面貌，不少参观点已成为对外进行交流合作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