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印铸刻字业治安管理

一、清末民国时期印刷业治安管理
清末，安徽巡警机关根据清廷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对印刷业进行治安管理，规定；凡以印刷为业的人，须向所在地巡警机关呈请注册。经巡警机关查明申请注册的情形后，认为适当，方可开业。印刷人不论印刷何种物件，务须在所印刷物体上印明印刷人的姓名及印刷所在地。印刷的物件，不论文书、记载、图画等，均须详细登记，以备巡警机关随时检查。违反上述条令，处以罚款或监禁。
民国初年，民政部门规定，印刷所开业须开具印刷人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住址、印刷所名称、地址等呈报警察机关，警察机关认可后，给予执照，方可开业。印刷所不得印刷“淆乱政体”、“妨害治安”，有关“外交军事秘密”、“未经公判之案件”以及“煽动包庇赞赏救护犯罪人”等内容，违者，印刷人要被判处有期徒刑。
民国16年（1927年）4月，安徽省会警察机关公布《安庆市公安局取缔印刷物章程》，规定经营印刷业者禁止印刷下列刊物：有违背党（国民党）义或紊乱政纲的言论；有妨害公安、败坏风俗的；揭露和刊载军事外交及其它政务机关机密文件的；攻击他人阴私或诬蔑他人损害其名誉的。违反上述规定，一经稽查发现，除没收印刷物外，还处以罚金、停止营业等。
二、建国后印铸刻字业治安管理
解放初期，公安机关依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布的《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管理印铸刻字业。该《规则》规定：凡经营印铸刻字业者，须先向该管市（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许可证后，另向工商机关申请，领得营业执照后，始准营业。经营印铸刻字业者，均须备置营业登记簿，以备查验，遇有刻制机关、团体、学校、公营企业的关防、铃记、宫印、公章、胶皮印、首长的官印、名章；印制布告、护照、委任状、袖章、符号、胸章、证券及文件信件；铸造机关、团体、学校、公营企业使用的各种钢印、火印、号牌、徽章等，须将底样及委托印刷刻字的机关证明文件，随时呈送当地公安机关核准备案，方可印制。发现有伪造、私自定制或仿制上述物品者，须迅速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予以查处。1951年，淮南市破获一起反革命分子伪造皖北行署主任曾希圣公章诈骗案。1952年合肥市查获6起伪造关防、伪造印信等案件。
1958年，全省城镇刻字业人员流动营业和私设刻字摊的现象严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刻字业进行违法活动。4月，省公安厅发出《关于加强外流刻字业管理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1）对城市、县城和集镇刻字业，应严密各种制度，不准随意摆摊刻字，某些地区因刻字业人员较多，生意不好，而生活确实困难的，可通过手工业管理部门，将他们组织起来联营或根据刻字业人员的具体情况，迁移外地，申请落户营业，严禁流动营业。（2）没有设派出所的集镇的刻字业，可委托所在地乡镇人民委员会负责管理。固定他们的营业地址。市、县公安局应经常检查，加强指导，发现流动的刻字人员，应随即责令其迁回住地，并转告住地公安机关加强对其教育与监督，制止外流。
1959年，由于印铸刻字业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印铸厂、社的领导，公安机关减少对该行业的管理项目，简化管理手续。2月11日，省公安厅在《关于废除“城市旅栈业暂行管理规则”等三个法规和对印铸刻字业管理意见的通知》中决定：今后公安机关管理的重点是机关、团体和企业的印信、关防的刻铸和重要证件的印制。由于印制品类繁多，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其管理方法未作统一规定，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和已有经验，制定地方性办法公布施行。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种管理规定被废止。印铸刻字业擅自扩大经营项目，铸字出售、滥编滥印书刊、传单以及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印刷品、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所谓“宣传品”，随便刻制印鉴和公章等现象极为严重，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波助澜。1973年以后，混乱情况有所好转，但滥编滥印书刊等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年。1980年11月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出版局、省公安厅等单位《关于制止滥编滥印书刊和加强出版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对印刷行业的管理。规定凡创办印刷厂，必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同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报公安部门备案后方可开业。对已办的各类印刷厂，结合全省工业整顿，逐一进行审查，然后视情分别作出补办手续、调整合并或者取缔等处理。
1981年，安徽省公安厅、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安徽省印铸刻字业管理办法》，4月24日，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6月6日公布实施。（见附记二）
1985年4月，根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和加强特种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安徽公安机关停止对印刷业的治安管理。此后，全省一度非法出版活动猖撅。1987年，省公安厅重新将印刷业列入治安管理。省公安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新闻出版总社联合制定《安徽省印刷业管理暂行办法》，9月5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见附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