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茶叶生产

茶叶是安徽的传统特产和出口创汇商品，在种植业中有一定地位。茶叶经济在皖南和皖西山区均较繁荣，是山区支柱产业之一。安徽茶业经营的历史，经历过多次兴衰起伏。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改善，茶叶生产得到较快地发展，茶叶生产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宋会要食货志》载，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诸路、州、军、县所产茶19039277斤200两20钱。太平州：繁昌200斤；宁国府：宣城、南陵、太平、宁国、旌德、泾县1120654斤；徽州：婺源、休宁、祁门、黟县、歙县2286100斤；池州：贵池、青阳、石埭、建德280439斤；广德军：广德、建平69710斤；淮南西路22951斤43两2钱；庐州：舒城1816斤5两；舒州：怀宁、桐城、宿松、太湖11805斤9两2钱；安丰军：六安1657斤14[见《茶叶通史》]。南宋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徽州、歙县一带和婺源（今属江西省）岁产茶210万斤，占当时全国产量的二十四分之一。南宋至清代茶叶均有发展。特别是“祁红”，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6年（1917年）间，祁门、浮梁、至德（今东至县）3县红茶年产约7～8万担。民国时期，皖南所辖县民国元年产茶约计19万担。民国2年约计20万担。歙县约3万担，休、黟6万担，至德2万担，宣城、郎溪、广德1万担，泾县、旌德、太平2万担[根据皖南茶税总局当时收入茶税的数字统计]。民国26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安徽茶叶生产遭受破坏，茶叶产量急剧下降。据《皖南茶业概况》记载：“皖南茶产数量据一般调查报告，战前年产在40万担之谱，输出约30万担，价值可达3000万元，关系国计民生至深且巨。抗战后期，因市场阻于交通，销路几濒断绝，茶园多就荒芜，产量较之以前不过十之二、三而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使茶叶生产受到进一步破坏，产量进一步下降。《皖南茶业概况》记载：“民国二十八年歙县茶园面积达46．9万亩，产量达117500担。到建国前夕，歙县茶园面积仅64705亩，产量降至30659担”。1949年，全省茶叶产量仅有14．22万担，比清朝末年还低。
安徽历史遗留下来的茶园，面貌很差，除少数山区沿河洲地与住宅周围茶园稍好外，大多树龄老，零星分散，荒芜的很多。建国初期安徽省茶叶生产工作的重点是：加强现有茶园培肥管理，垦复荒芜茶园。1950～1952年，国家采取宣传奖励，发放贷款，预购定金，合理调整粮茶比价等政策性措施，调动了茶农生产积极性，茶叶生产恢复较快。1952年全省茶园面积达到42．36万亩，比1949年的36．52万亩增长16％，茶叶产量达到27．67万亩，比1949年14．22万担增长94．6％。
安徽省贯彻国家农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54年12月召开的茶叶会议精神，确定茶叶生产发展的方针是：“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在迅速垦复荒芜茶园，积极改造老茶园，提高茶叶单产的同时，有计划地在山区、丘陵地带开辟新茶园”。在这期间，除发动群众发展茶叶生产外，还开始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茶场。当时由省农业厅组织、国家拨资扩建了接收民国时期的祁门、屯溪高枧两个茶叶试验场；并在宣城、郎溪、广德3县边境新建一所大型国营宣郎广农（茶）场。在发展茶叶生产政策上进一步优惠，允许农民申请利用公有荒山种茶，对垦复和新辟的茶园，在尚未收益以前，免征农业税；对集中产茶区茶农口粮不足的，增加粮食供应量，使其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各级农业部门相继建立健全技术指导机构，配备茶叶技术干部，加强培训茶农和生产技术指导工作。从而使茶叶生产稳步发展。1957年全省茶园面积达到53．91万亩，茶叶产量38．92万担，出口外销18．1万担。
1958年，安徽茶叶生产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该年3月杭州全国茶叶生产会议之后，安徽茶区一时兴起创高产、采茶“放卫星”的浪潮，全省茶叶产量猛增到55．01万担，比1957年增长41．3％。1959、1960两年，安徽茶区在响应全国蚕茶工作会议发出开展“一季超全年”、“夏茶赶春茶”、“秋茶超夏茶”的丰产运动等八大倡议时，为夺高产，嫩叶采完采老叶，采下的鲜叶不能制“祁红”、“屯绿”，就制红碎茶。当时安徽没有制红碎茶的设备，就搞“土法上马”，用碓舂。1959年全省茶叶产量虽然达到53．1万担，1960年51．27万担，但是茶叶质量降低，尤其严重的是各地普遍出现的老嫩“一扫光”的掠夺性的采茶办法，摧残了茶枝正常发育成长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据1961年歙县和祁门县调查：歙县13．1万亩茶园青枝绿叶的只占25％，枝稀芽少的占55％，光杆无叶的占20％；祁门县7．43万亩茶园，采死的占18．5％，部分枯死的占33．9％。1961年全省茶园面积减少10．07万亩，茶叶产量下降52．4％；1962年面积又减少4．34万亩，产量又下降22．3％。1962年的茶叶产量只有18．9万担，比1950年19．91万担还低5％，比1957年下降51．23％。
1963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根据1963～1965年3年经济调整时期的政策规定，对恢复茶叶生产，继续实行奖励政策。规定收购茶叶，按牌价另加20％的价外补贴。同时对收购级内茶每担奖售粮食15斤、化肥100斤、棉布30尺、卷烟两条；级外茶每担奖售粮食20斤、化肥30斤、棉布15尺、卷烟1条。此外，对重点产区垦复荒芜茶园、开辟新茶园还给予贷款等经济扶持，调动了茶农生产的积极性。1964年徽州专区涌现出6个大队、94个生产队达到或超过亩产百斤细茶的水平，歙县长潭公社有4个大队、20个生产队亩产干茶超百斤，长潭大队吕家舍生产队70亩采摘茶园，平均亩产干茶341斤。休宁县洪里公社唐川二队建立的高产优质样板茶园10．3亩，1965年亩产干茶达到294斤。全省到1965年，茶园面积增加到51．54万亩，茶叶总产量恢复到29．45万担，平均年递增17．2％，茶叶质量也有较大回升。
1966～1976年的10年中，安徽茶叶生产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也做了一些促进茶叶生产发展的工作。1968年9月16日，六安专区在舒城县舒茶公社召开大会，庆祝毛泽东主席1958年9月16视察舒茶人民公社时，发出关于“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10周年。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在会上讲话，强调要落实毛主席指示，大力发展茶叶生产。1969年全省产茶40．92万担，超过1957年水平。1970年7月李德生考察皖东时指示“定远、凤阳、嘉山3县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要求六安专区帮助定、凤、嘉3县种茶。同年8月1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在合肥召开会议，确定由霍山、舒城、金寨3县分别派技术人员到定、凤、嘉3县帮助发展茶叶生产，并请安徽农学院负责技术指导。至1972年，滁县地区7个县共开辟茶园4．1万亩。1974年11月15日，省革命委员会农林局、商业局，在六安召开全省茶叶工作会议，贯彻了同年3月国家农林部、商业部、外贸部联合召开的全国茶叶会议精神，讨论制定加快发展安徽茶叶生产的规划和措施。1970～1974年，安徽茶叶发展较快，茶园面积由1970年的58．93万亩，发展到1974年的99．82万亩；产量由1970的43．2万担，增加到1974年的55．22万担。4年平均年增加面积10万余亩，产量3万多担。1977年，安徽省和全国分别于3月和6月在休宁县召开茶叶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年产茶5万担县发展茶叶生产的经验。6月全国休宁会议确定，1976～ 1985年全国119个县要实现年产干茶5担的要求，其中包括安徽省14县。1976年全国已有18个年产干茶5万担的县，其中有安徽的歙县、休宁和祁门3个县。为缓和随着茶叶产量的增多，带来的制茶燃料需要量越来越多，燃柴过多造成对林业的毁坏；制茶设备不足，特别是兴办的集体茶（林）场，无力添置制茶设备的矛盾，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决定在省国民经济计划中，列出专项指标，按茶叶生产计划，每担茶供应茶用煤250斤，当年分配制茶煤炭计划4．5万吨；在发展机械制茶方面，在国家分配给安徽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款中，列专项指标，分给产茶区农业部门掌握使用，1974～1979年，连续6年拨出专项资金共1049万元，用于兴建初制茶厂，购买加工机械。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片面强调茶农不吃商品粮，挫伤了茶农种茶的积极性，致使茶区毁茶种粮，茶粮间作挤茶种粮。1977～1979年，连续3年茶叶产量徘徊不前。1979年全省茶叶总产量59．94万担，比1976年减少6．2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普遍开展体制改革，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茶园也随之分户承包经营。1980年3月，安徽省农业厅、供销社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我省茶叶生产存在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分析了茶叶生产徘徊不前的原因，提出加快发展茶叶生产的意见和措施，得到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重视。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亲自到茶区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了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邀请有关科技人员出席，研究安徽茶叶生产问题。1981年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1981、1982年两年，新增茶园28．43万亩，改造了一批低产茶园，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1981年比1980年增产茶叶10．53万担，增幅为16．4％，1982年又比1981年增长15．1％。
1982年下半年，全国茶叶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茶叶滞销，产品积压，同时波及安徽。1983年安徽采取了提早采制春茶，少采夏、秋茶，提高茶叶质量，压缩生产的做法仍无济于事。当年收购茶叶67．54万担，仅占生产量的83．7％，而商业部门还反映库存超过常年，产品积压仍在增加。有些茶叶生产单位，因茶叶卖不掉，无钱支付工资，用茶叶折款相抵。而茶叶消费，当时全国人均0．5斤，安徽省内，年销茶叶8万担左右，人均只合0．16斤。即使加上茶区自饮茶，也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这说明安徽茶叶滞销并非生产过剩。究其原因：一是茶叶购销长期由国营合作商业统购包销，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不见面，不能直接获得市场信息，难以做到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节生产，使产品适销对路；二是经营渠道单一，多级批发，中间环节多，费用大，销价高，影响市场拓宽和消费的增长。
1984年6月，安徽省贯彻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的报告的通知》中规定：“内销茶和出口茶彻底放开，实行议购议销”。市场放开以后，“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实行多渠道经营”。改变独家经营之后，给生产和销售带来了新的活力。生产主管部门引导茶农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茶叶经营者多了，市场也随之拓宽，许多长期无茶叶供应的地方，供应状况开始改变。一度滞销的茶叶又变得紧俏起来，出现了产销两旺的新局面。1985年全省生产茶叶85．11万担，国营、合作商业收购66．4万担，其余近20万担茶叶，年底销售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