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前，安徽的村镇建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除徽派古民居和解放前地主、富农建有一批砖瓦房外，绝大多数农民住房是土墙草顶，单面小窗，日照短，通风差，室内阴暗潮湿，有的人畜共居，很不卫生。建国初期，淮北地区尚有15％的农户无房可住。土地改革以后，虽然每年都有部分农民更新旧屋和建造新房，但数量微细，与同期人口膨胀相比，人均住房面积仍处于停顿或下降状态。直到1978年，全省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8．4平方米。安徽村镇建设长期徘徊不前，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多因素制约的结果。 安徽襟江带淮，地理优越，物产丰富，开发较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秦以前，有周和“淮夷”、“徐戎”的冲突，吴楚两国在淮河流域的争夺。自春秋战国以后，齐楚、吴楚争霸，秦末楚汉相争，魏晋南北朝的吴魏、吴晋南北之战，后来周对南唐三战，以及宋代抗金，明代抗清等等，江淮地区无不首当其冲，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鸦片战争后，安徽直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反复蹂躏了安徽全境，战争灾难深重。梁天监十五年（516年），梁萧衍拒魏建筑淮河浮山堰的溃决，淹没沿淮人民数十万；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开封留守杜充南逃，凿开黄河堤以阻金追击，造成黄河夺淮入海，沿淮人民受了700多年灾难。战乱，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影响了经济与文化发展，人民如牛负重，根本无力搞村镇建设。自然灾害频繁，也是导致江淮大地贫困的基因。安徽民谚有云：“大水大灾，小水小灾，无水旱灾”。据历史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00年，淮北地区水灾有211次，江南地区198次，江淮之间185次，大体都是2～3年发生一次，其中有46次大水灾，平均每10年一次。同期旱灾也较多，淮北地区106次，江淮之间190次，江南地区116次，平均4～5年一次。民国27年，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夺淮入海，使沿淮的颍上、凤台、涡阳、阜阳、宿县等24个县淹地4779683亩，造成2980118人流离失所。广大农民长期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根本无力顾及居住条件，村镇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建国以后前30年，村镇建设仍是举步维艰。从1949年到1957年，经过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农业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较大提高，为村镇建设获得了物质条件，农村开始出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势头。但从1958年，受到“大跃进”、“共产风”的影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三年经济困难，集镇上除国营商店、供销社、食品站、粮站外，集市贸易基本上停止，这是村镇建设上出现的第一次衰落。从1962～1966年，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允许社员（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工副业生产，开放集市贸易，各地相继兴办社队企业，集镇经济又开始复苏，据全省1953个集镇统计，常住人口达303万人，工业产值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4．5亿元，有些地方开始抓基础设施建设，增添商业门面。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哈尔套”经验，取消集市贸易，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大批下放城镇居民，农村集镇深受其害，导致第二次衰落。肥西县三河镇，解放前兴盛时人口曾达6．5万人，解放前夕连年战火和灾荒，人口减至3．5万人。解放初期，镇上商业又趋繁荣。50年代中、后期，三河镇上的合作商业被撤并，个体工商业户被取缔，粮食市场被关闭，3000多间店铺被迫停业，从1962年起几次下放居民共3000多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指导思想同样受到急于求成影响，提出“一大二公”口号，实行“一平二调”，致使人心涣散，经济萧条，1962年同1957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下降25％，其中农业总产值下降36．5％，粮食减产35％。为适应“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要求，建起部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对当时“左”的做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单位也建起一些农民住宅，时代特征非常明显。萧县郭庄大队（中心村）委托设计单位设计的农民住宅，原为垂直分户，户用楼梯，有楼有底，多户联建，因受“左”的思潮影响，干部硬是命令改成水平分户，共用楼梯，使农民犹如住上集体宿舍。利辛县柳西大队也是全省学大寨的典型，他们把农民住宅建在一条大路两侧，行列式布局，数户一联，把厕所、畜圈和禽舍全部建在三排住宅以外地方，给农民庭园经济和家庭副业生产造成极大困难。当时除了这些公费投资建起的部分农房外，在人均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里，农民是无力建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