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苏区的财政收入来源，由取之于敌的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款，进而到取之于民的农业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都体现了鲜明阶级性。 一、战争缴获 红军战争缴获，不计其数。其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和最多的一次缴获，是民国21年（1932年）3月20日～5月8日，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6000多支，机关枪250挺，山炮4门，迫击炮40门，电台5部”，(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转全国红军及苏维政府的信—报告苏家埠、韩摆渡之伟大战果》，民国21年5月8日。)及其他军需物资，大大改善了红军的军需装备。 二、打土豪筹款 筹款、打仗、做群众工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打土豪筹款是苏区的一种财政方针，也是采取强制力量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它是毛泽东在民国16年（1927年）11月总结攻打湖南茶陵的经验教训时，首次提出的。 苏区在创建初期，红军筹粮筹款的主要对象是区内最富有的土豪劣绅和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小商人的财产绝对不没收，地主富农只要他们捐款，就不没收财产。对地主豪绅开的商店也不没收，用估价罚款的办法处理。 打土豪筹款的办法，除公开宣布没收其财产外，还有抓人质罚款和“下条子”罚款（即通知其何时何地交款若干）等几种。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皖西舒城东南港冲赤卫队，先后打了十余户豪绅地主，筹款银元4万5千余元。六霍县委派赤卫队到舒城县张母桥一带打土豪，先后向5户地主筹款银元2千元。(《舒城县军事志》。) 这一阶段，通过打土豪和没收敌人仓库，“我们就收缴金子二十余斤（后派人送到上海党中央银子一千八百斤，大洋七万元。(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 民国24年开始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累进税无法正常征收，群众也无力资助，主要到苏区以外的地方打土豪筹款，维持最低需要，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在打土豪筹款过程中，较为明显的错误是侵犯农民利益，反富农反到中农，有一点剩余也是富农。结果使生产力降低，经济不流通，金融枯竭。(《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民国20年2月10日)对富农也出现过捐款次数稍多，甚至还发生将富农土地财产全部没收的“左”倾行为，使大批富农地主上山为匪，与革命为敌。(《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 三、农业累进税 农业累进税又称粮食累进税。民国19年（1930年）9月17日，中共鄂豫皖特委发布《关于征收累进税的通告》，决定开征农业累进税。这是鄂豫皖苏区最早的税收成文。 《通告》规定，对雇农、贫农绝对不征税。对中农、富农粮食收获，每人除去5石谷外，超出1石的征5升，2石的征1斗5升，3石的征3斗，4石的征5斗，5石的征7斗5升，每人平均收获量不足1石的零数以及农副产品收入，均不征税。“在六霍，都是规定了实行单一累进税。在霍山，因为没有到收割时，赤区已经塌台，没有实行。在六安六区（金家寨），苏维埃在累进税没有计算妥以前，实行了每石田收稻一石。”(《六安中心县委报告》，民国19年12月10日) 民国20年8月10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第七号通令，实行粮食收集储藏办法，保证广大群众渡过饥荒和军政机关的粮食需要。 收集率是：“每户所收之谷子，按人口计算每人4石以内者不收集。全户计多粮食1石至3石，收集8％；3石至7石，收集13％，7石至10石，收集22％；10石至13石，收集27％；13石至17石，收集30％；17石至20石，收集32％；20石至25石，收集35％；25石至30石，收集39％；35石至40石，收集41％；49石至45石，收集42％；45石至50石者，收集43％。 “富农所收之谷，每人3石以内者不收集。每人3石至4石者，得收集8％；每人4石以上者，依照上表增加5％（即增加5个百分点）。” “红军士兵本身之土地（家庭在外）所收获之谷子，概不收集。牺牲了红色战士家庭，概不收集。”(《六安中心县委报告》，民国19年12月10日)。 民国20年11月2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发出第14号通令，对农业累进税的征收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富农是农村的剥削阶级，粮食累进税的征收，应以户口计算，除了全家每人三石以外的粮食，须按普通税率更加5％征收。其他革命群众的税务征收，应该按人口计算，按每人除开四石以外的多余粮食个别征收。如一家两人有十石粮，除两人共需八石外，其余分到每人只有一石，苏维埃就按每人多的一石收税。这样就更减轻他们对于税务负担。 民国21年6月2日，中共及少共皖西北特委发出联合通知，为准备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要求：立即完成储藏2万7千石粮食，供给红军需要。 苏区的粮食来源，除少量的累进税外，在民国20年5月以前“采取征发制度，将农民的多余粮食征发来供给红军及苏维埃之用；现在已经改变征发制度，由农民自愿的将多余粮食借与政府，苏维埃允许向外发展得到地主豪绅的粮食来偿还。”(《鄂豫皖边界苏区概况》，民国20年5月10日)“在皖西北苏区没有粮食吃的有两万人以上，后方医院有一千余伤兵也没有粮食了，在目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我们用了种种办法，夺取与没收富农粮食，已得有一点效果。”(《皖西北特委方英给中央的信》，民国20年7月1日)“征发富农的粮食，必须坚决发动与组织饥饿与贫困的农民，实行对富农征发，粮食只留下一点给他吃余则征发，但不要侵犯中农。通过苏维埃政府举办借粮的办法是错误的，大会特委托苏维埃——鄂豫皖苏区政府，设法限期偿还群众之粮食。”(《鄂豫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文件之五——粮食问题决议案》，民国20年7月) 四、商业累进税 民国20年（1931年）10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商业累进税分佣金税、营业累进税、进口累进税以及特种税等4种。这种累进税的意义，就是对于工人、贫农和城市贫民不抽税；对于有钱的却是资产愈富所抽的税愈重，要把捐税的负担，移在最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 〔佣金税〕 向猪行、米行、茶行及一切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收取佣金为其利润来源的行家征收。由税务机关派员按日查帐征税。税率分为14级全额累进；每日营业额20元至40元，征收佣金所得15％；40元至70元，征收20％；70元至100元，征收24％；100元至150元，征收27％；150元至200元，征收30％；200元至250元，征收32％；250元至300元，征收34％；300元至350元，征收36％；350元至400元，征收37％；400至450元，征收38％；450元至500元，征收40％；600元至700元，征收42％；800元至900元，征收43％；900元至1000元，征收44％。(500元以上至600元、700元以上至800元的适用何级税率，原文未明确——编者)每日营业额在20元以下的，免征佣金税。 〔营业累进税〕 向座商按月征收。计税依据的营业额，由税务局调查商店的每日及每月贸易数量，双方协定。税率为：每月营业额不到160元者完全免税，160元至200元，征收5‰；200元至300元，征收6‰；300元至400元，征收7‰；400元至500元，征收8‰；凡在苏区开设商店，在苏维埃税务局注册立案按月抽税者，其货物进口，即可按照税务局注册为凭，免征进出税（特项货物如奢侈品类、禁止品类在外）。 〔进口累进税〕 由无固定铺面的商贩贩运货物进入苏区时，向苏区边界的税务机关按次缴纳。进口税率与营业累进税税率相同。在苏区境内，查出进口货物无纳税凭单的，得随时令其缴纳；3次不能交出凭单的，以漏税论处。 民国20年春，霍邱县河口海关局规定：“凡是从河里运来的商品如装饰品、消耗品收税。日用生活品不收税，对油、盐、煤油、军需用品鼓励进口；对毒品、大烟、迷信品控制进口，或没收，或提高税率。应税商品，按其价值的40％征税。”(原载《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特种税〕 特种税分为两种：属于禁止性者，为烟酒及麻醉药品。苏维埃政府对此物品知其不能简单以法令禁绝，特抽重税，以期减少其买卖。暂时先征收以下3种税：纸烟抽税30％，酒税抽30％，国产烟叶、烟丝抽税10％。属于奢侈类者，丝绸及各种肉类。凡宰杀猪羊等，一律按值抽收5％的屠宰税。其中小烟税（即烟丝税），因农民不满意，取消征税。 在此之前，皖西北“茶叶已能畅行。我们的累进税施行了，共计大洋一千二百元，收下地（全部收上）可收到三千元之谱。可惜收迟了，又不会收，以致少收两三千元。”(《皖西北特苏对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民国20年5月)民国20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指示皖西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目前阶段中，对经济政策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规定。皖西北特区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地方，茶、漆、竹木、茯苓、黄丝等，现在已能出口出售，皖西对于这些出入口货物，应切实执行统一累进税，不仅茶税。” 此外，苏区的财政还有公营经济收入，但为数甚微。群众捐献，次数甚多，为坚持苏区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3年游击战争期间，敌人重重封锁，有的群众为了接济红军，不惜牺牲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