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浮夸风”带来了三年经济困难 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生产和建设事业的规模是空前的。从1958年起，安徽省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由于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建设在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兴建和扩建了淮北煤矿、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化工厂、淮南化肥厂、安徽纺织二厂、东方纸版厂、蚌埠卷烟厂、蚌埠肉联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奠定了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田水利建设得到较大发展，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蚌埠闸、临淮岗水库、淠史杭灌区、淮北河网等十大工程相继上马，黄栗树，沙河集等49项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全面铺开，各地还建设了一批中、小型骨干工程，这些水利工程项目多数在后来的防涝抗旱和改种水稻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急于求成，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严重损失，人民吃了苦头。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经济建设指标一加再加，在许多地区和单位，形成“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如1958年2月，提出了“五至七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口号，按此要求，五至七年农业产值要达到71亿元，工业产值要达到72亿元，从1957年工农业比例22．3∶77．4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又如，1958年，铁的生产指标一调再调，“二五”计划分年建议数为5．3万吨，年初调高为35万吨，5月份提高至50万吨，之后一跃为120万吨，掀起大办钢铁热潮。到1959年，提出了“120万吨钢、250万吨铁”的高指标，严重不切实际，付出了巨大代价。再如在农村中，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平均主义，形成“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此外，在粮食生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造成农村粮荒。不得不从1960年底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初步调整。从总体上说，“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导致“二五”计划后两年经济陷入低谷状态，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问题初步暴露以后，没有坚持实行一系列纠正偏差和错误的措施，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鼓干劲”，助长了“左”的错误，加上遭到了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全省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继续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严重恶果。一是全省遭受了严重的饥荒袭击。1959年、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跌倒谷底，除去征购粮、种子粮、水利粮，农村人均年口粮不足100公斤，由于饥饿，浮肿病日益蔓延，不少人失去劳动能力，一些地方因饥饿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1960年全省农业人口从1959年的2821万人下降到254万人，减少276万人。二是市场供求关系十分紧张。1958年下半年起，一部分生活用品开始脱销，肉食、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三是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轻纺工业因缺原料大幅度停产。全省“小高炉”大多数“下马”，直接为钢铁厂配套的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也跟着倒闭。那些超过当时经济能力而建设的厂矿，因原料、技术、劳力等困难多数不能正常生产。这种情况，使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调整。 二、1961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初步调整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国民经济以农业重点，开始进行调整。1961年开始，安徽省国民经济进行了初步调整，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调整的中心是加强农业。其他部门的调整都围绕发展农业这一中心展开。其要点是：压缩工业基建规模，精简职工，缩短战线，支援和加强农业。1961年全省精简城镇人口82．2万人，裁并工业企业1831个。调整农村政策，重申农具、耕地、耕畜、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队的“四固定”政策；进一步制止各社队之间平调现象，稳定了生产小队的所有权。推行“五扩大”的生产方针，即扩大耕地面积，扩大春耕面积，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扩大良种面积。支持各地继续推行“责任田”等。农村政策的调整，对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对工业也作适当调整。主要是压缩重工业生产，扩大日用品生产，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推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水平。对煤矿井下工人给予口粮、肉食和其它副食品供应补贴，有效地增加煤炭产量。对手工业进行适当调整，合理进行收益分配，缩小企业利润上缴比例。 第三，加强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收购工作，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集团购买力，腾出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同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恢复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沟通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第四，加强对财政集中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国家资金，控制财政支出，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继续对城市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供应，同时按全国规定对一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供应，以扩大货币回笼。 第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也相应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主要是降低发展指标，控制发展规模。 三、“二五”计划完成情况很差 到“二五”计划期末，计划指标大多数没有实现，并且和“一五”期末相比不少指标出现负增长。到1962年，全省社会总产值为60．11亿元，比1957年减少1．1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28．60亿元，比1957年减少6．6亿元，工业总产值20．01亿元，则增加4．61亿元。与五年计划比较，农业和工业总产值只是完成计划的45．6％和65．1％。国民收入完成34．61亿元，比1957年减少4．49亿元。“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年均下降7．1％，农业总产值年均下降8．7％。1962年，粮食产量670．71万吨，为1957年的65．3％，年均下降8．1％，棉花产量1．86万吨，为1957年的40．4％；油料产量7．48万吨，为1952年的28．4％；生猪、水产品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只有部分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其中原煤产量1395．95万吨，为1957年的2．8倍，发电量12．5万亿千瓦时，为1957年的4．5倍，钢2．01万吨，为1957年的8．7倍。“大跃进”期间，全省各级大办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数量猛增，1961、1962年进行整顿，到1962年，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44所调整为20所，中等技术学校由153所压到51所；5年共培养毕业生：高校1．63万人，中专6．2万人，中师4．64万人，高中4．05万人，均比1957年有较大的增长。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25万张，比1957年增加1．63万张。 “大跃进”时期，正常经济秩序被打乱，计划多变，严重脱离实际，“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成了“大话、空话”。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编制受党政领导“框框”和“命令”的制约，缺乏科学性和自主性；二是忽视调查研究和群众观点，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三是计划工作无法可依，计划体制和工作程序不完善、不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