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合肥东北乡有大小集镇77个。这些集镇是群众传统的自由交换商品的场所。凡做生意买卖都按期赶集。逢集一律按农历定期。有十天四集、十天两集、日日集、隔日集四个类型。十天四集又分“大集”，“小集”。大小各半，逢期交错。如店埠镇以农历一、四、六、九日逢集。其中：一、六是小集，四、九是大集。相传已久的“大集”，猪、牛上市，农副产品集中。“小集”则少。多年来，南北集镇的贸易时间。各有不同：南边的六家畈、长临河、桥头集等，清晨开市，起早贸易。八点钟左右人都离去，俗称“露水集”；北边集镇，上午八九点钟赶集人才陆续上市，中午正是贸易高潮，午后离集，猪、牛买卖更迟，多在傍晚成交。上市交易的日常食用物资多由农民、手工业和集镇居民直接交易，大宗农副产品以粮食、油料、油脂、土纱、土布为主，多归私商行(店)经营。据县工商联调查，解放前夕，本地历年形成的行(店)有粮油行、纱布行、杂货店、竹木行、猪牛行、禽鱼行，旧货行、柴草行611家，粮油行占1/3以上。如梁园镇就有粮行40家，油行8家；撮镇有粮油行48家；石塘有纱布行45家。这些行(店)有合资经营，也有独资经营。他们手中都拥有大量资金进行买卖，有的从中收取佣金，有的从事吞吐业务，旺季压价收，淡季高价出。下市压价收，上市高价出，欺买欺卖，袖筒作价，见利忘义。市场物资越是紧缺，他们越是抢购囤积，哄抬物价，贱买贵卖，从中牟利。新政权建立后，集市贸易以行政区划一乡一集或一乡两集。只有定光、新河两乡距大集镇较近无集市贸易。集市相距最远7.5公里。最近两三公里。相近集镇逢期交叉，赶集人轮流做买卖交易。
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县集市贸易时起时伏。1951年，国家规定取缔投机商，凡从事经商者一律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不准囤积和拒售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物资。与此同时，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组织购销参与市场调节，保持物价稳定，限制私商投机经营和牟取暴利活动，并组织各种集市贸易交流会，繁荣集市贸易。1953年起，国家对粮、油、棉、烟等主要农副产品逐步实行派购和统一收购，多余部分允许进入自由市场，集市贸易活跃。1956年，对私改造完成以后，农村自留地每人0.1亩至0.2亩。许多农产品列为一、二类物资。如粮、油、棉、麻、生猪、菜牛、皮革、废金属及贵重药材等，禁止进入自由市场。集市贸易只限于耕畜、家禽、疏菜、柴草等三类物资。由于主要物资购销关系起了变化，集市贸易额相对缩小。是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1203.20万元，比1950年下降25.8%。1958年至1960年，一度关闭自由市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猪肉等紧张物资都转为地下黑市交易。1961年高峰时，猪肉每市斤卖到5至6元；大米每市斤价格高达3元以上，当时，胡萝卜也成为主食，每市斤卖到六七角钱。这一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额574.20万元，比1956年减52.28%。1961年至1962年，允许农民经营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随之复苏。1963年至1964年，全县大小集市全面恢复，集市商品上市量日益增多，肉食、鲜蛋、蔬菜、粮食，糖果、生活用品等无所不有，而且价格也比过去大大下降。如猪肉每市斤0.98元，大米每市斤0.34元，白菜每市斤0.02元。1967年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仔猪、耕牛和一些农副产品的外流。1969年，允许三类物资上市，但不准商贩插手，按规定价格、地点出售。是年，集市贸易额1472.20万元。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对集市贸易越管越紧。为控制社员农忙上集，先后采取封集和统一规定各个集镇十天只能逢一、六两集。1975年，实行的有八斗、白龙等31个集镇，占当时全县开集数的2/3。同年3月，梁园镇在开展“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封闭集市长达3个月之久，动员民兵、“红小兵”扛枪弄棒管理市场，使集市贸易日渐衰退，日用食品得不到正常供应。1978年，集市贸易稍有松动。1979年，市场全面开放，允许个体商业经营，放宽农副产品贩运，上市品种除一、二类物资外，部分粮油复制品允许上市。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副产品、肉类禽蛋、干果蔬菜极为丰富，上市量大，购销两旺，集市空前繁荣。1980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总额达到3201万元，比1978年集市贸易成交额2289.50万元增长40.12%。1985年，全县74个集镇，逢集的有56个(不逢集的18个)。其中：单日集2个，双日集3个，日日集4个，10天2集6个，10天4集41个。是年，全县集市贸易成交总额5050万元，比1976年增长2.7倍。其中：月均成交额421万元，日均成交额14.03万元。同期，全县有交易所259个。其中：耕牛交易所59个，生猪交易所53个，粮油饲料交易所52个，家禽水产交易所41个，竹木交易所29个，旧货家具交易所13个，其他交易所12个。
肥东县1980～1985年
几个主要年份集市贸易与社会商品零售额比较

肥东县几个年份交易所市场服务人员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