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登记
1949年4月，县公安机关采取自动登记和群众检举相结合的办法，对县内国民党人员和其他反动组织、匪霸人员进行全面登记。县建立总登记处、讯问处、报到处、审讯处、指导处等。县民主政府发出布告，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消除清查登记对象的思想顾虑，对不主动登记的，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至1958年，共清查登记558人，其中国民党员79人、三青团员315人、台湾国民党特务13人、匪霸49人、反动会道门102人。收缴长、短枪49支，子弹369发，其他证件、文件、图章、簿册1093件。同时，县公安机关分地区举办已清查登记人员感化教育训练班，主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教育感化他们重新做人。
取缔反动会道门
反动会道门，大致皆由明末、清初传入本县。解放前夕，反动会道门最为盛行，几乎遍及县境各个村庄，不少地方人人入道。截止1958年，全县有各种会道门组织18种，道首1000余人，道众19662人，设坛、堂68个。相当于典传师以上的道首89名，分布在全县13个区、157个乡。其中一贯道、圣贤道、三佛门、先天道最为反动。
一贯道，又名中庸道、性理道。民国26年(1937年)，该道从山东青州传入城关、孔集等地区，发展道首100余人，道徒1200余人。经1953年和1958年两次取缔，彻底摧垮其组织。
圣贤道，又名全家道。民国21年(1932年)至民国27年先后传入阚疃、丁集、顾桥、张集、马店、毛集等地。
中南道，又名老母娘，发起于寿县南汤王庙。民国19年传入樊家庙，民国25年，已散布在顾桥、袁集、刘集等地的31个自然庄，发展道首6人，会众3000余人。
三佛门，又名三义教，发起于河南省郑州。民国29年传入县境11个乡、110个自然村，有道首200人，会众2000人。
先天道，又名三性堂。民国20年至民国37年，先后传入阚疃、潘集等地，建立佛堂17个，发展道首及道众1200人。
天佛道，原名小白棍。阜阳县杨文希创始于民国14年，在全县发展道众1200人，主要活动在尚塘一带。
天门道，又名神师道，民国28年传入丁集、潘集、古沟等地75个自然村，道首100余人，道众1000余人。此外还有凡坛、红学、黄学、白学、蓝学、黑学、天赐道、同善堂、大刀会、小刀会、平道、猴子蹦等多种会道门。在境内虽有发展，但参加人数不多。
反动会道门组织，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与地方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利用所谓拿妖驱邪、赶鬼治病等手段，进行活动，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天门道、红学道、圣贤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暴动，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在暴动之前将其彻底消灭。天门道道首，自封是尚师皇帝，配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利用传授仙体等方法奸污女青年达150余人。1948年10月，组织道众200余人，专门袭击凤、蒙县境的区、乡人民政府。1949年，组织大批道众和部分伪军政人员约3000余人，于5月5日进行武装大暴动，但被公安机关全部消灭。1954年大水时，三佛门道首，称“水鬼毛人”，制造十分吓人的谣言，气氛恐怖，造成男不敢下田、女不敢出门、学生不敢上学的局面，一度弄得人心惶惶，社会混乱。
1952年12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活动，至1955年共召开群众大会454场次，村、组干部会297场次，党、团骨干会159场次，各类宣传动员会36场次，还利用广播、幻灯、街头演讲等宣传形式教育群众和会众。收缴各种反动罪证689件，逮捕反动道首21名，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16个。举办反动会道门罪证展览6次，号召退道、退会。全县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状况。
剿匪、镇压反革命
民国时期，县内有成帮匪霸集团3个，散匪28股，约1470人，主要集中在阚町、展沟、古沟、潘集等地。他们与官府互相勾结，封锁着农村，霸占着城镇的各行各业。势力最强在的有“五大阎王”、“三十绿林”和“二十四兄弟”等匪帮。“五大阎王”分别是5个区的伪区长。他们依仗伪区长的身分窝匪、藏匪，并指挥匪众到处敲诈勒索，横行乡里，打家劫舍，拦路抢劫，致使一些无辜贫苦百姓死于非命。民国22年(1933年)，以私通“共匪”为名，自行处决32个农民。“二十四兄弟”活动最为猖狂，共抢牲口1300余头，银元10000余元，杀害300多条人命。除了名目众多的匪霸集团外，境内还有部分大小土匪为害亦深。国民党乡长、匪霸胡凤鸣，在任13年中，与土匪互相勾结，明抢暗杀，强行霸占土地3000余亩，逼死人命30多条。小匪、小霸更是遍布各地，为非作歹，害得人民不得安宁。
1949年，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反匪、反霸斗争，一举歼灭了个匪霸集团和22股散匪。首批捕获匪首58名，缴获枪支32支，机枪2挺，手榴弹6枚，刺刀3把，洋刀3把，子弹105发。其余6股散匪逃往重庆、南京、合肥、六安、蚌埠等地。1950年8月，侦破案件483起，逮捕匪首34人，缴获长、短枪5支，大部分匪徒被缉拿归案。
1951年1月，县委、县政府根据“明匪已逮捕，暗匪还残存”的情况，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匪情，并利用改恶从善的土匪作内线顺藤摸瓜，追捕暗匪。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组织民兵站岗放哨，迫使土匪投降自首；并在组织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纯洁组织。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匪、反霸斗争。同年3月，在刘集乡召开有30000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三十绿林”首领大会，很多群众登台诉苦，揭发其犯罪行为。
至1955年底，全县剿匪、镇压反革命分子斗争基本结束，一部分匪首、匪众被依法惩处，一部分交社会上监督，实行劳动改造。
禁毒禁娼禁赌
禁毒：清末至民国初期，县内吸毒、贩毒、种毒者较多。民国8年(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公开在县城设立“官膏店”3个，并设立5个分销处，大量贩卖毒品。自此，吸毒、制毒和贩毒者日益增多。并设特费处、特税局，专门发土膏营业证，公开张贴布告，宣传种植大烟，创办烟行，作为生财之道。全县吸毒人数1231人，贩毒者366人，种植大烟面积达971亩。至民国36年，全县吸毒人数达1455人，贩卖毒品者156户，制造毒品者43户，种大烟364.3亩。民国37年，全县种植大烟592亩，贩卖毒品者134人，吸毒者856人。民国38年，种植大烟面积为475.5亩，贩卖者64人，制毒者30人，吸毒者422人。
据1950年统计，县境内种植大烟476.8亩，贩运毒品者46人，制毒者8人，吸毒者872人，烟馆户52个。千两以上、万两以下贩毒集团1个，单帮4个。年制毒百两以上千两以下的140个，千两以上万两以下者150个。1950年，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配合区乡干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禁毒的通知，深入开展群众性的肃毒运动，将吸毒者集中起来，强制限期戒绝。全县首次铲除种大烟面积475.5亩，查封烟馆46户，捣毁制毒103家，收容吸毒者193人，并举办感化训练班，依法判刑8名，劳动改造2名。1952年6月19日，县成立肃毒指挥部，县公安局局长曾醒吾任总指挥，县公安局治安股长胡立国任办公室主任。采取群众举报，内查外调等方法，至8月15日，捣毁大、小烟馆91户，没收毒品1571两，毒具397件，铲除种烟面积657亩，清查登记烟民7792人，举办感化训练班8期，通过肃清运动，县内毒患基本消除。
禁娼：民国初期，全县城镇乡村皆有娼妓，城内娼妓最多。城内有春生、新华、大同、同仁、安定、中心、中华、三民、登云楼等旅社都是娼妓集中的地方，大多是扬州、苏州班子，共有100余人。城内和农村还有家庭散妓，俗称“野鸡”。当时警方也规定，不准公开接客，但令行不禁。民国中期，曾对妓院与登记在案的娼妓征收乐户捐和花捐。民国18年(1929年)，安徽省主席方振武明令关闭妓院，取缔娼妓，停征乐户捐和花捐，以嫖娼卖淫为非法，一经查获即予拘役、罚款。后方振武因故去职，取缔娼妓未能善始善终。民国后期，政府时有取缔娼妓的做法。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根据国家法令，取缔娼妓，封闭妓院，严厉打击从事诱骗妇女、诱骗良家女为娼的老鸨、流氓，依法惩处了罪大恶极而证据确凿的老鸨39人。对从事娼妓的妇女，经教育后，送回原籍。公安部门对暗娼进行清查登记，采取集训方式进行教育，使其改恶从良。1955年，结合剿匪、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逐步取缔暗娼，县境嫖娼卖淫行为基本绝迹。1980年开始，因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加之黄色书刊、音像的泛滥，嫖娼卖淫有死灰复燃之势。县政法部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曾进行8次扫黄，毁烧一大批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沉重打击了嫖娼卖淫的犯罪分子。
禁赌：民国时期，县城和集镇均设有赌场。县城内设有大小赌场20余个，以“俱乐部”为名，官设赌场2所，是国民党县长李寿林、科长张竹轩经常赌博的地方。特别是春节、农闲及庙会期间，赌博风最盛。1949年，县民主政府严令禁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公开聚赌的赌头、赌棍。消灭了县城公开聚赌现象，农村赌博势头也有所收敛。至1955年，全县捣毁大小赌场158处，依法逮捕了39名赌头、赌棍，大刹了赌风。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赌博现象有所抬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1970年后，公安机关一直把禁赌作为整顿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和不定期禁赌。对聚众赌博的赌头、赌棍处以罚款、游村、批斗等，对有严重赌博行为的惯赌分子予以惩处，赌博现象大为减少。1980年至1985年，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对赌博行为予以从严打击，严厉惩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打击刑事犯罪
1949年秋至1952年，公安机关组织侦破小组，配合区、乡政府，集中力量打击凶杀、纵火、投毒、抢劫、盗窃刑事犯罪活动，逮捕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其中抢劫犯占36.53%；盗窃犯占53.89%；杀人犯占1.45%；投毒犯占2.71%；其他罪犯占5.94%。1953年9月，又深入街道和乡村深挖犯罪分子，再次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严厉惩处了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955年11月14日，组织公安干警和区乡干部442人，分13个小分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搜捕活动，逮捕一批各类犯罪分子。1959年，主要是打击流窜犯罪活动，破获39起流窜犯罪案。1960年，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抢劫、盗窃犯。1961年至1966年，县内刑事犯罪发案率较低，但赌博、诈骗、偷盗及凶杀等案件仍时有发生。1967年至1972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被造反派砸烂，社会上聚众闹事、斗欧、赌博、诈骗、奸淫妇女、抢劫、盗窃、凶杀人命等案件呈上升趋势。1973年9月至11月，对城关和较大集镇开展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1976年5月11日和10月11日，全县两次统一行动，公安部门动员干部、民兵、治安骨干等，开展政治大清查，并通过举办学习班等形式和内查外调，破获了一批积案。
1983年8月22日零时，全县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9月27日，在城关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依法判处一批犯罪分子。同年10月25日至10月28日，搜捕一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984年7月7日，逮捕一批各类刑事分子，并缴获部分凶器、赃物29件，组织车辆装押犯人在全县公开宣布处理，受教育群众达20余万人次。1984年9月，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重点打击流窜犯和在逃犯，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大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1985年2月2日至28日，全县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数十人。1985年7月27日，搜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数十人。经过几次“严打”斗争，社会治安情况明显好转。
监所劳改
清末，县设置监狱2处，由佐理主管刑狱。县府设置刑房，办理刑讯、囚狱、递解、处决等具体事宜。
民国初期，监狱配典狱长、看守所长和狱卒。民国17年(1928年)后，除设监狱外，另设代直所。把判刑的犯人关押在监狱，未判刑的犯人交代直所关押。监狱内设典狱长1人，看守长1人。民国35年，国民党捕杀关押共产党及爱国人士。各监狱、代直所人满为患。对犯人施行极其残酷的暴刑，设有镣铐、枷棍、过电、坐飞机、快乐凳、暗室、站笼等，致使狱内每天都发生死人现象。典狱长、狱卒还趁机对犯人敲诈勒索。1949年，凤台县解放，对监狱、看守所进行改造。1951年，设董峰湖劳改农场。1952年在董峰湖、城北建立新生农场、窑厂，由县公安局劳改股负责管教工作。根据犯人特长和身体状况，对已判刑的犯人分别进行劳动改造，并派有专职武装人员看管，严禁虐待犯人。劳改厂建立犯人学习中心，并组织犯人学习。1958年，在劳改厂内建立立功赎罪积极分子委员会，主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按月或季度进行评比。对观点更新快，认罪守法好，又能积极立功赎罪的犯人可减刑或提前释放。1958年提前释放犯人125名，减刑265名。1961年，劳改厂撤销，县仍设有看守所。1985年，县有看守所1所，主要看管未判犯人。
管制“四类分子”
1949年后，经过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除对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分子依法惩处外，对绝大多数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实行依靠人民群众，就地监督管制，劳动改造的办法。1956年，全县“四类分子”全部规划入社，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除政治上被剥夺政治权力外，在经济上和群众同工同酬。公安机关每年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评审，评审工作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召开群众座谈会，由生产队干部、群众提出意见，大队干部根据平时掌握的材料逐人评审，对能自觉接受改造，确实遵纪守法，改恶从善者，提前撤销管制或摘掉“四类分子”帽子。至1958年，全县有51%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对表现不好或者有违法行为者，采取延长管制期，或由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决定》，对于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认真改恶从善，老老实实劳动改造，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群众评议，公社审查，县革命委员会批准，给予摘帽子。摘帽数占“四类分子”总数的96.9%。纠正划错、戴错帽子的66人。对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均改为社员，对表现不好的，不摘帽子。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成份规定为社员。1983年，经群众评议和人民政府批准，全县“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
治安保卫组织
民国时期，从城镇到农村，恶霸、土匪、流氓三位一体，互相勾结，互相依存，各霸一方，残害人民。当时社会曾流传“养的儿子老蒋的，打的粮食保长的。白天怕官府，夜晚怕盗匪”的民谣。人民群众为防盗、防匪，以自然村为单位，自发组织联防治安队，轮流值班。1949年初，凤台刚解放，恶霸、土匪和流氓团伙乘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巩固，仍嚣张一时，社会治安一度混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联防治安队，看家护院，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1949年秋、冬，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匪反霸斗争，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
1950年冬，开始建立基层治安保卫组织，县城以机关、学校、企业、街道为单位，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并对群众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实行“爱国条约”，开展防盗、防特、防匪、防火(四防)和护仓、护厂、护桥、护路、护店、护铺、护电线、护队部(八护)活动。1951年至1957年，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治安保卫工作。特别在反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中，协助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维护社会秩序，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提供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线索等做出了贡献。治安保卫委员会并向人民群众进行“四防”、“八护”、“三禁”(禁毒、禁烟、禁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户口登记条例”、“消防条例”等知识的宣传教育。此间共建立治保组织564个，配备人员6788人。1958年，农村生产队建立治安保卫小组441个，1324人；行政村、街道居民委员会和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共建立治安保卫组织197个，配保卫人员1176人。
1966年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治安保卫组织名存实亡。
1971年重新组建了农村治安保卫组织，全县建治安保卫组织397个，配治保干部1219人。农村生产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建立治安保卫小组446个，治保小组成员1239人。各级治安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治安知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监督“四类分子”的劳动改造，组织群众“四防”、“八护”，调解民事纠纷，协助公安部门侦察破案，检举揭发犯罪分子，保护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建筑设施等。1979年，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县成立整顿社会治安秩序领导小组，各公社、行政村、生产队、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相应成立治安组织，全县共组建治保组织489个，治安人员1329人。县城大的厂、矿企业都成立了保卫科(股)，主要任务是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