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刑事案件由县知事直接进行刑事审判，实行辩护、公开、陪审等制度。不服者，可上诉寿州地方分厅、凤阳府高级审判厅。但各级审判官往往不能依法办事，多取重刑、诱供、逼供定罪或依保金多少量刑。
民国2年(1913年)至民国14年，凤台法院、司法处(科、室)负责普通刑事案件的一审，由录审员或推事主审，实行“三级三审”制。地方法院及其分院为刑事案的一审，高等法院为地方法院的上诉审，最高法院为第三审。民国33年，凤台设特别审判机关，对所谓“危害民国的反革命”政治案，由县党部指派3至5名国民党员组成陪审员进行不公开审判。中国共产党皖北特委机要秘书周志机(女)，于民国35年春，不幸在城关被捕，凤台特别审判机关采取秘密审判，进行严刑拷打后装入麻袋沉尸淮河，年仅44岁。
民国38年(1949年)1月，中共凤台县委成立巡回法庭，公、检、法联合办案。根据区、乡及受害人的申报，控诉材料，依靠群众，调查核实，通过预审，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由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检察机关出庭公诉，审判机关采取巡回、就地、公开审判。当庭合议，县长批示，制定判决书。对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流氓头子等重大案件，采取“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处以极刑的案件，由县委书记、县长、政府部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组成的“反革命案审批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呈报阜阳地区中院核准，就地宣判、执行。
1950年，审结占受理刑事案件的67.97%。在刑事案件中，反动恶霸、土匪等重大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占91.45%。1952年，受理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80%，1952年5月1日，在城关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对国民党凤台党部书记、县参议长、日伪代县长、特务等人依法处于极刑。
1953年至1956年，随着全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与实施，《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诉讼程序(试行)》下发，对诉至法院的刑事案件，由书记员登记编号，交审判员阅卷，开庭预审。正式开庭前，送达起诉书副本，告知开庭时间、地点，庭审实行公开、调查、辩论、合议等审判程序。被告在庭审中享有申请回避、辩论、最后陈述、上诉等权利。其间，审结案件占受理刑事案件的94.89%。
1957年9月，成立由公、检、法“三长”参加的县刑事案件审批委员会，实行就地办案的方法。1958年，组成“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办案小组，废除各阶段的诉讼程序，采取“一杆子插到底”的审判方式。1959年，实行分级审报制度，对判 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由法院院长主持审判小组审批；5年以上徒刑，由县审批委员会审批；无期徒刑和死刑的，经县委讨论报上级法院批准。1961年，实行成批调查，成批预审，成批起诉，成批审理、合议和成批宣判的审判方法。此间，审结案件占受理刑事案件的89.57%。由于“左倾”思想影响，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通过对1957年至1958年的刑事案件的复查，冤、假、错案占复查案的26.93%。
1962年至1963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关于加强审判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试行办法》，改变了1957年至1961年间的审判程序。审结案件占受理刑事案件的81%。1964年至1965年，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群众专政”的司法方针，对诉至法院的刑事案件审判后，须提请“四清工作队”党组研究决定，再呈报“四清工作队”分团党委审查批准。
1967年至1971年，法院实行军管，县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下设审判小组，负责审判工作。
1979年至1982年，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院的审判工作走上了有法可依，独立审判的轨道。审结案件占受理刑事案件的100%。1983年至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指示，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采取公、检、法“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办案的方法，依法严惩一批凶杀、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盗窃六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结案率为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