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兆洛在凤台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涤华
李兆洛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又是阳湖派的重要作家。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4年)。他来凤台做知县，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冬天。到任后，就在住所悬挂了一幅亲笔写的楹联：“栽花携得蓬莱种，买犊教成渤海耕。”可以想见他的风概和抱负。
当时的凤台是寿州的分县，县治与寿州同城，自古为南北用兵之地，又濒临淮河，经常闹水灾，地旷人稀，盗匪猖獗，号称难治。李氏下车伊始，就遍历县境，审地形，察水道，先从调查入手，然后写了一篇《凤台上事与绅士书》(载《养一斋集》卷二十三)，提出五项主张，也就是他的施政纲领。这五项是：一、地利宜讲求；二、读书宜鼓舞；三、保甲宜举行；四、志书宜纂修；五、名胜宜兴复。李氏在县七年(中间兼理寿州事三年)，尽力政事，日夜辛劳。稍有闲暇，就修县志，访名胜，登八公山，置酒赋诗，宴对宾客。他说到做到，只经过几年，施政纲领就先后实现，兹择较重要的略述如下：
(一)修建各项工程
李氏是地理学名家，他查勘县境，知西北的焦岗湖就是汉代的芍陂，曾以屯垦著称天下，但渠道久废，一遇淮水大涨，就成汪洋。李氏锐意整治，增筑环湖各坝，遂理出催粮沟旧道，又另造一里闸工程。从此以后，颍上县的双桥集、长湖湾诸高地之水以及淮水蓄泄有资，可以种麦或莳稻，地利顿兴，人民得到很大的好处。县西南境又有丰湖，滨湖七坊，周围百余里的水都赖以宣泄。旧有闸，久废。李氏经营创建，于嘉庆十五年(1801年)春季动工，至初秋遂成一河闸，闸底与湖底最深处相平。规定每年十一月开放，二月堵合；如有非时内涨或大旱需引水灌救，则随时酌为启闭。七坊之民从此杜绝了水患，能旱涝保收了。
此外，李氏又挖浚湿泥、黑壕、裔沟等河，修建小口沟、鲁村湾、二里坝等闸；又在大口沟、鲁家口、杨家脑等九处筑坝；又修北门、十议二桥。以上这些大的工程，经费所出，大部分是受益的种湖田者提供的(李氏规定以收入三分之一供修建用)，不足时，则由李氏自己捐俸弥补，所以，他虽连年兴建，但并未扰民。
(二)肃清匪盗
当时，凤台多盗，自成帮伙，各有头目，党羽往往多至几千人，行凶杀伤人的事，时有发生。李氏经常出访，即使僻远的小集镇，一年之内也必一再前往。对于各处土豪大盗的姓名、行径等等，他都有详细的调查记录，所以一遇宵小窃发，就能预知其出没踪迹。盗魁周清，有徒众二千人。有一天，自投阶下，愿立功赎罪，李氏赦免了他，用以专掌捕捉的事。从此大小匪徒一作案，就立被拴获，就是逃到外县，也不能幸免。几年间，先后捕得大盗、首棍朱纪、张先等二十余名。有个叫任际殷的，是寿州大豪，结党作恶，远近受害。李氏抓住了际殷的哥哥，经审讯，罪恶全推到其弟弟身上，李氏就放了他，但际殷屡捕不获。嘉庆十八年(1813年)，李氏乘际殷不备，亲自带人到任家庄兜捕。际殷正大宴党徒，即拼命抵抗。李氏命人纵火焚烧庄楼，际殷逃入水中，终被捉住归案(此事吾乡至今宣传，但误认际殷为盛子项，任家庄为盛家楼，附订于此)。从此匪徒绝迹，境内夜不闭户，号称大治。
(三)振兴文教
西汉时，寿、凤一带有淮南王及大山、小山之徒，文学称盛。魏晋以后，成了南北鏖战场所，又常闹水灾，地方凋敝，文教也就衰落。李氏到县，经过之处，从未听到读书声，很有感慨，于是锐意提倡，先后做了几件事：一是重修县学署。凤台旧有循理书院，但房屋很少，只能容纳十余人。训导(教官)的薪俸也薄。李氏扩建了书院，使能容一百多人；又增加经费，延请名流做山长，于是师生有了安适的讲习之所，而吟诵之声也朝夕盈耳了。二是创建义学。凡是距县城较远的地方，李氏就选定公所做校址，创设义学，并为延师教读。三是聘请一些地方上有名望的老年人做有关社会教育的工作，李氏分俸以酬其劳。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氏很注意对农民的教育。凡是农家子弟愿意读书的，可以自由进义学；才质较好可以造就的，并许送入书院肆业。这种做法，在一百几十年前，是很难能可贵的。
(四)撰辑县志
清朝政府规定：州县志每隔六十年就修辑一次。凤台旧有志，但较简陋。李氏到任后三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一些大事办理初见成效，就利用余暇，着手撰辑县志。分舆地、食货、营建、沟洫、官师、选举、艺文、列传、列女、古迹等十篇，另有图二卷，共十二卷。自为之序(序见《文集》卷六)。此书详利弊，稽古籍，考金石，采风谣；上溯周、秦，下至清初，叙次精核，征引浩博，是清代有名的方志之一。李氏本来擅长舆地之学，熟悉修志体裁，撰辑时，又得县中名士萧景云的有力协助，所以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成书。四月，因丁忧去官。二十二年(1817年)仍游安徽，怀远孙让延请他做真儒书院山长，兼修县志，所以《怀远县志》虽署孙让名字，其实也形成于李氏之手。这是可以附一说明的。
(五)平息城西湖民兵纠纷
寿州城西湖，即《水经注》的尉升湖。湖西北岸属寿州，北岸属凤台。地洼下，遇淹就成大湖。明末曾开垦加租，清初空其地为民、兵樵牧之所，相传兵四民六，但并无界址。总兵、游击、都司、守备各营的马纵践民田，屡争不胜。嘉庆十七年(1812年)三月，农民来告状。李氏命将马全数赶来，各营的兵弁几千人大起哄，总兵并上告到总督、巡抚那里。经据理力争，督、抚乃命李氏同一些文武官员进行勘丈。勘丈确实之后，按兵四民六的原则划定区域；又挖直沟一道，沟以东属民，沟以西属兵，彼此不得侵越。又一余地辟一通道，以供农民由湖东到湖西砍柴或放牧。并为图说及立碑，从此永息争端，民困也就得苏了。
以上几项，都是荦荦大端。此外，也有李氏计划实行而突然去职未及措办的。其一，就是《凤台上事与绅士书》所说的兴复名胜。《水经注》曾说寿春城外，自长濑津以下，有山渊寺、解南精庐、西昌寺、曲水堂，都擅山水之胜。八公山的草木，雀离寺的幽栖，也载于史策，见于前人歌咏，可惜后来都荒废了。李氏因而打算在八公山创建八公仙，在四顶山下重建古雀离寺，使春秋佳日，县中士女可以游览休息，陶冶精神。这个愿望很好，但竟不及实现。另外，李氏鉴于凤台田赋纷乱，户口也常有流动，曾想重厘地册，更定赋额，并严订保甲制度。但这些事都不是州官所能自作主张的，所以只把自己的意见写入《田赋议》、《保甲议》两篇中，以供有志改革的人采择(两议均见《文集》卷二十二，也载入县志)。
李氏为政宽猛相济，初到任，人们惧其猛，后来就倾心拥戴。每到他的生辰，争用土物做贺礼，肩担手提，络绎道路。只鸡斗酒，充积中堂，为历任县令所未有。薛子衡作《李养一先生行状》里面说：先生为政，务与民兴利除弊，用财则衰多益寡，不兢兢为小廉小节，以自立名誉。每遇烦剧，当机立决，度不可行不发，发则雷厉风行，必达乃已。这一段话，是颇能概括李氏为人及其工作特点的。
上面说过，李氏的罢官是由于丁忧(封建时代，官吏有父母丧，就要解职服丧)，并没有其他原因。交卸时，经手的正项豪无亏欠，只有杂支略有出入。继任的人有意挑剔，所以李氏解职后仍留居报恩寺(俗称大寺)，清理未了事项，约一年多才回常州，这事，将彤《李申耆年谱》记载得很清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两江总督璧昌，安徽巡府王植等也以李氏政绩卓著，奏请入祀名官祠，所以世传李氏曾充军白塘庙，纯是无稽之谈，绝不足信，不可不辨。
2、苗沛霖传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地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北乡苗家寨人。他原是贫苦的知识分子出身，依靠教书维持生活。1853年(咸丰三年)北伐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到达淮河流域时，广大贫苦群众纷纷结捻起义，地主阶级则纷纷组织团练，结寨抗拒。在这样斗争尖锐化的时代里，苗沛霖看到时机成熟了，他说：“此丈夫得志之秋也。”于是，他在家乡活动组织团练，乃遍语其里，以为徒团不足恃，必筑寨、积粟、治兵，可自保。里人姗笑之。“继张、宫(按指张洛行、龚得树)乱作，涡(河)淝(河)多贼窟，里人家悉破。贼朝夕至，尽室以行，系及旄倪，索重资乃释之；咸阽苦，稍思沛霖言”。虽然他受到的封建教育，使他一开始就站在地主豪绅一边，但他的贫贱出身和卑微的地位，只能取得地主的讥笑和轻视，所以，没有人听他的计划，也没有人邀请他办练。苗沛霖的活动没有成功。
捻军起义后，经过1854年和1855年两年的战争，淮河流域的地主豪绅受到极大打击，有许多富有家庭破产，也有的被杀死或逃亡了。苗沛霖在家乡站不住脚，也逃往淮南的六安去教蒙馆。这个“为人阴鸷有昭略，喜怒不形于色”的野心家，虽然郁郁不得志，但仍然在瞅着投机的买卖。
1856年(咸丰六年)，苗沛霖再度回到故乡，动员地主豪绅办练。这些地头蛇鉴于过去没有办练，因而被捻军打得落花流水，家破人亡，有些人表示愿意了。但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怕死而又爱财的地主们是不敢公开对抗的，他们遂公推苗沛霖主持办练事宜。
经过几次和捻军的小接触，苗沛霖的团练都侥幸取得胜利，这就使他人数增多，势力扩大。凤台各乡团练，有些自动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有些慑于他的威力，只好听他的摆布。苗沛霖把持地主政权，粮税均由他自行征收，地方官吏无形中成为他的工具，苗练俨然成为地方实力派。他反对捻军进攻，可也不热心拥护清廷，他所热心的是他的武装的扩充，地盘的扩大，要在淮河流域建立他的独立王国。地方豪绅们利用他却成就了他，他一变而成为地主豪绅们的实际领袖，对他们发号施令了。
1857年(咸丰七年)苗练已经“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当时，胜保正在六安攻打捻军，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并借他的实力，遂在十月间亲下手谕，叫凤台知县李霖去见苗，劝他参加攻捻战争。但这次因为胜保竟没有给苗沛霖任何官衔，他借故推辞，拒绝听命。年底，胜保再派人给以官衔，拨饷银四百两充官费，苗贼遂往蒙城攻捻，这是他正式和捻军作战的开始，也从此和蒙城、雉河集一带人民结下深仇。淮北群众从此不但要遭受清军的屠杀和抢掠，而且又加上了苗练的灾难。
1858年(咸丰八年)苗沛霖在淮北随袁甲三“攻捻”，曾经击败尹韬和韩奇峰捻军，杀死蒙城捻首葛苍龙。他又和宿州方面的傅振邦部清军联合作战，陆续扑杀任乾、李大喜等捻军首领。苗练在淮北地方大肆烧杀和抢掠，特别是在蒙城奸淫掳掠最凶。流传至今的民歌中唱道：
涡河水，向东流，俺跟苗贼结冤仇；
俺的婆子他霸占，俺的爹娘刀割头；
兄弟们，别难受，磨好刀枪再报仇；
骑上青鬃灰灰的马，不杀苗贼不罢休；
睡觉要靠墙，防着苗贼黑心狼；
钢刀头下枕，遇着苗贼心要狠；
(苗练)打开徐家楼，先拉马，后拉牛，回头带你家大丫头。
苗沛霖拿人民群众的鲜血，取得了清廷的青睐和赏赐。他逐步由县令升至川北道道员，并奉命督办全省团练事务。苗沛霖以淮北凤台为中心，控制淮河两岸数十县地区，成为安徽省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形成着淮河流域的封建割据。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接受胜保飞召外援的建议，下谕命令苗沛霖团练进京勤王：“安徽苗练向称勇敢，着翁同书、傅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派委妥员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为了怕他不来，胜保还特地从北京札调苗练，告诉他一番道理，并进行一番恐吓：“我国家养士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团结人心，凡有血气之伦，孰不同仇敌忾?矧该道为本大臣所素知之人，拔诸千万人之中，置诸千万人之上，担圭曳组，显姓扬名，试问非荷皇上天恩，何以致此?水源木本之谓何?尔道其肯忘抱乎?夫不调他练，而必调该道之练，不召他将，而必召该道等之将，皇上之待该道，隆乎否乎?本大臣之信该道，诚乎否乎?该道等定当鼓舞奋兴，争先灭贼也。该道等果能体皇上宵旰之忧及本大臣期望之意，裹甲急趋，志殄巨寇，非惟侯封可卜，且亦获佑于天。其如瞻望徘徊，沿途骚扰，临事退缩，不但国法俱在，且亦必受冥诛。虽该道等断不至此，本大臣一片苦衷，不得不先为大声疾呼，殷殷诰诫。”正好相反，苗沛霖有他自己的算盘。他看到江南的太平天国，正打得清军难以招架，而英法联军又深入京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北方的局势也绝非僧格林沁和胜保之辈所可挽回，于是，(苗)沛霖抚掌曰：“时至矣!”乃上书督师袁(甲三)、巡抚翁(同书)、帮办傅(振邦)曰：“诸生沛霖泣禀大人麾下：霖闻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今京师震陷，乘舆蒙尘，霖受国厚恩，不能一旅勤王，宜万死。谨于十月朔，集五旗总十四营主，素服北向，大临三月，约悉散家财，出死力杀贼。”“天下大势比如残棋，是一着犹可支数步。请抚移营合肥剿粤城，袁帅、傅帅反军京师讨英咦，宿卫天子。霖自以练守寿州、临淮，剿张(洛行)宫(龚得树)，凤关要地宜筑寨护之，练众日增已逾十万，两淮盐卡霖请私焉。”
这就是说，他认为清朝的政权已经是一局残棋，因而要翁同书南下合肥去攻打太平天国，要袁甲三、傅振邦北上去攻打英法联军，而把淮河流域的政权和税收交给他，由他来负责攻打捻军。攻打捻军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质是要把清朝在淮河流域的势力赶出去，以便在这里建立他的独立王国。也就因为这，这几个清朝大吏从此与苗沛霖种下仇恨，他们积极准备力量，对付苗练。
安徽巡抚翁同书在寿州城里，把苗的私家仇人孙家泰、徐立壮等重用起来，积极备战，准备应变。这期间袁甲三和苗沛霖联合攻占捻军的凤阳和临淮，袁以此功，获得钦差大臣、漕运总督官衔，上谕赐给其黄马褂和上方宝刀，可谓恩宠备至；而由于袁的压抑，苗沛霖却只得到一个布政使的虚衔。统治阶级内部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使苗沛霖大怒，他把军队自动撤离前线，返回凤台，拒绝再接受命令。12月间翁同书在寿州城内外戒备森严，与苗练形成对垒。同时，苗练在颍上抢劫官银，扣留袁甲三大营船只。袁、翁大惧，飞章入奏苗沛霖“叛变”，苗沛霖与袁甲三、翁同书之间矛盾已经白热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861年(咸丰十一年)三月，苗沛霖团练数万，正式举兵反清，并派人与太平天国联系，请求封号。苗练由凤台渡淮河围攻寿州，太平天国当局极重视苗练在淮北对清军的牵制力量，赐封苗沛霖为“奏王”，并赠送大量货币和各种礼物，优礼有加，以坚定他的抗清信心。照苗贼后来的说法是：而粤逆乘间，遂以币帛伪冠，封王赠女，而端奉承。
在苗沛霖的围攻下，寿州城安徽巡抚翁同书极为恐惧，杀死苗的仇人孙家泰、徐立壮等向苗谢罪(据说，同时又企图拉拢淮北的部分捻军力量，从寿州外围攻打苗沛霖)，但是，城围依然不解。在苗练加强围攻下，十月间，寿州失守，在城内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等清朝官吏们，全部作了苗沛霖的俘虏，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寿州陷入一片混乱中。翁同书和翁同龠禾是兄弟，江苏常熟人，都是道、咸间名臣翁心存之子。翁同书被俘后，苗沛霖迁之于寿州城南二十五里的双桥集，“以长发三百人守之，逼令诬奏”。于是，这个过去力主剿苗的巡抚，现在变成了苗沛霖驯服的工具，他连连上奏替苗沛霖表明心迹，说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1862年(同治元年)曾国藩上奏说翁同书在寿失陷前后，奏报前后矛盾，引起清廷怀疑，遂被褫职逮问，遣戍新疆，后来死在甘肃。另外，苗沛霖派兵进攻颍州，把翁同书被俘后代理安徽巡抚贾臻围困在城里，打算把清廷在安徽的地方政权彻底消灭。为了取得外援，他邀请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派兵北上。陈玉成派马融和、范川等率军北上达颍州城外。张洛行捻军亦获得苗练的允许，于这年年底假道苗练而渡过淮河，北归颍上。在苗练、太平军、捻军联合进攻下，颍州战役开始，这是淮北局面较好的时期，这是和苗沛霖的反清态度相联系着的。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胜保以保卫北京有功，被清廷晋封为兵部侍郎，重回淮北，处理苗沛霖事件。这时，由于安庆已经失守，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地区纷纷沦陷，张乐行捻军在定远等地的基地也已丢失，捻军借驻在苗练区的颍上城，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而曾国藩的湘军占领安庆，陈玉成兵退庐州，这种极恶劣的局势，使苗沛霖再度动摇起来。在胜保的诱降下，他结束了所谓“抗清”的局面，二月八日，再度叛变投降清廷，并配合清军夹攻捻军。张洛行捻军一败于颍州，二败于颍上，三败于颍上江口集。马融和部太平军见势不佳，西上随赖文光部出征，淮北地区的革命力量由优势转为劣势。到这年五月间，苗贼出卖了假道寿州的英王陈玉成，把英王缚献给胜保大营，使太平天国在安徽地区的力量覆灭了，使捻军在淮北只有雉河的张洛行一支孤军了。
用太平军和捻军将士们的鲜血，苗沛霖又暂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他在写他自己这个时期的反动行为时说道：
“无如胜宫保来皖，重见天日，迫于义不容辞，古人所谓士为知己用，为知己者死也。遂于二月初八日，由正阳关挥泪兴师，兵机甚顺，解颍州围，破颍上县，战江口，败姜逆，并生擒狗逆伪英王。由是驱兵直入捻巢。从板桥剿至展沟，无日不战，每战皆捷。乃全股捻逆复于五月初九日绝我江口粮道，一共十日，余亲食麦粒，将士之苦，自不必言。我军奋力破贼头营一座，群贼惊溃，粮路复通，而大股贼又集于北面，险战数次尚未扫除。牛洪、郭明栋、李锦堂三贼圩，虽经困牢，亦尚未下。”
但这并不能挽救苗沛霖的狗命，到1863年(同治二年)春天，僧格林沁率军来到淮北，他在占领雉河集，惨杀张乐行以后，便以强大兵力威胁苗练，命令苗沛霖“散练归农，夷寨填壕，旗帜火器，以二千人从军”。苗贼十分恐惧，上书当时安徽巡抚唐训方，请他说情，缓期执行。僧格林沁在占领雉河集后，以宋景诗在山东的黑旗军大大活跃，清廷命他立即率军北上，苗沛霖的问题又暂时搁置起来。
这时，胜保因在陕西攻回战争中毫无进展，连打败仗，已被清廷逮捕法办，解往北京。苗沛霖失掉了他在清廷的唯一靠山——胜保。僧格林沁是不会饶恕他的，袁甲三又随时在一本接一本的参奏他，苗沛霖难以立足了。
这年五月，苗沛霖为了保存他的性命和他的残部，遂再一次举兵反清。他占领凤台，杀凤台知县蔡锷；占领怀远，杀典史魏烈；占领颍上，杀知县卜炜；重围寿州和蒙城，并进攻临淮，弄得安徽巡抚唐训方连忙从蒙城逃回临淮，照顾他的大营，而曾国藩在安庆的军队，也受到侧面威胁，使淮北地区的局势又为之一变。苗练对于蒙城的围困时间很长，城内草根树皮均被守城清吏和士兵们吃尽，民歌中有“十一月来天气寒，出了个强贼叫苗蛮，铁打的寿州都破过，纸糊的蒙城作了难”。即指蒙城战役而言。
十一月，僧格林沁的军队在打败宋景诗起义军后，重新来到皖北进攻苗沛霖。苗练大败于蒙城近郊，死者数万。当苗的残部突围而走时，苗沛霖为其部下所杀，苗练从此溃散，仅有少数军队西上投奔了捻军。
从1856年到1863年，苗沛霖团练共存在了七年。苗练是革命与反动进行尖锐斗争中的产物，也是清朝中央大地主和江南地方地主实力派尖锐矛盾的产物。靠捻军和太平军一南一北的屏障作用，苗沛霖才能称王称霸，进行他的淮河流域的武装封建割据。长期间，苗沛霖采取两面态度，利用农民战争与清王朝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势力。苗沛霖和李昭寿一样，以反复无常，忽降忽叛为生涯，为生存的伎俩。在依附太平天国的岁月里，他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在投靠清王朝的时期里却对农民战争起了重大的破坏作用。他出卖英王陈玉成，破坏了皖中地区太平天国事业；出卖了张乐行捻军，又破坏了皖北地区捻军斗争。苗沛霖破坏了农民战争，也就等于拆毁了自己的长城；他绞杀了革命，也绞杀了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方面，在处理苗沛霖和李昭寿的问题上，缺乏必要的警惕因而吃了大亏，这是很可惜的。
3、说两面派苗沛霖的诗和词
摘自荒芜《纸壁斋说诗》
长淮鼓浪壮千秋，硖石双峰耸上游。
江左元凶仍负固，中原伟绩赖谁收。
俯瞻故里热肠断，遥忆先皇血泪流。
牧竖不知情与事，嗤嗤向我笑无休。
上面是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十七日苗沛霖写给胜保的一首感怀诗。诗前有小序说：“壬戊中元节后二日，恭遇文宗显皇帝周年忌辰，因登下蔡西郊里许之大孤堆。对硖石造庵，遵制守礼，追念皇恩，涓埃未报；俯观梓里，水火谁援?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有数牧童从旁环视笑，因慨然而成长句一章。”
文宗显皇帝就是咸丰，硖石口在凤台(下蔡)西南，淮河上游，两岸峭壁千尺，河流湍激，号称天险。“江左元凶”指南京太平天国，再过二年，即同治三年，天京就被攻破，洪秀全就自杀。第四句大有涤荡中原，舍我其谁之概。腹联就是小序中“追念皇恩，涓埃末报，俯视梓里，水火谁收”那两句话。但下一句显然是骗人的，因为那年十一月，他又率众围蒙城，造起反来。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凤台县人，家贫，教书为生，不能自给，遂投笔叹曰：“男子汉还能饿死吗?”太平军入皖，两淮饥民群起响应，号曰捻军，苗乘时崛起，不数年间，拥众数十万，纵横长淮上下，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对鏖战中的太平军、捻军和官军，有左右战局，举足轻重之势。
苗沛霖留下的诗和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统共不过很少的几首，但很有特色，字里行间，显然有一种桀骜不训之气。他早年有一首题为《秋宵独坐》的诗，大概是他在六安教蒙馆时写的。诗曰：
手披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向，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此诗用孤馆青灯的落寞生活来衬托他飞扬跋扈的雄心壮志。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处，说明了作者的抱负。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被捕下狱后，写过一首律诗，有句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果不是巧合，那一定是谭引用苗的。稍后，大约是在离开六安，到了涡阳，去给捻军首领张洛行参谋军事的时候，苗沛霖为友人画石，还题出两首绝句：
星精耿耿列三台，误坠人间亦可哀。
知己纵邀颠米拜，摩挲终届补天才。
但置豪家白玉栏，终嫌格调太孤寒。
何如飞去投榛莽，留与将国作虎看。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他是不愿意屈居人下的。苗沛霖的最有名的传诵一时的是他的《书怀》：
故园东望草离离，残垒连珠卷画旗。
乘势欲吞狼虎肉，借刀争剥马牛皮。
知兵乱世原非福，老死寒窗岂算奇。
为鳖为鱼终不免，不如大海作蛟螭。
苗沛霖知兵善战。他办团练，一开始就注意筑寨积粟。他守武家集，集里只有几百个丁壮，而围攻武家集的敌人却有六千。他下令让妇女做饭，老弱馈食，四个丁壮守一段土墙，配大炮一尊，长戈一杆，短刀一把。擅离岗位者死。他自率亲近，到处巡视。敌人大进，守墙的要开炮，他不许，又进，还不许，到了墙边上，他才让发炮。一炮打死十几个人。过了三天，敌人解围退去。苗率众追击，尽得其辎重。咸丰九年，他曾办安徽团练，区分寿、凤、宿、灵、蒙、怀等处为东练；阜、颍、霍加上河南的光、固、息为西练。练三丁取一，贫者出兵，富者供资粮。于是连圩数千，聚众数十万。他在田市镇练兵，立木为坛，葛巾布袍坐其上。马队居左右，步卒中。火炮弓箭在前，长戟短刃居后。他下令，旗左向左，旗右向右；旗举，兴；旗偃，伏。鼓不进，斩；笑语喧哗，斩。万众股栗，莫敢仰视。凤阳之战，他打张洛行，就打得很有水平。张洛行留下他的大将张龙守凤阳，自引大军出城鏖战。官军袁甲三想攻城，苗沛霖说：“他们是主我们是客，攻急了，对我们不利。不如等张洛行来救。等他们疲乏了再打。洛行败，张龙不战自降。”过了八天，洛行带了他的大军来了。沛霖闭营自守，到了下午，捻军倦，有的躺下去拿出饼来吃。苗沛霖看见了说：“可以打了。”于是以马军当其左，以步军当其右，自率中军以进，下令说：“今天这一仗，败则死，后退的杀头。”一战而大败张洛行，第二天张龙果然求降。
这首诗之所以出色，就是因为写得真实，把当时作者的心境和心理状态，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盘托出来了。
张瑞墀在他的《两淮勘乱记》里，曾对苗沛霖其人有所描绘。他说：“苗沛霖为人阴鸷有胆略，喜怒不形与色，更骄矜钳记，才过己必杀之。身长八尺，赤颜蹶项，露目扬声。性俭约，自奉鲜重肉；得财辄分部曲，卒未置一椽一垄。”这些话未必都出于捏造。寿州孙家泰的弟弟孙家鼐中了状元，苗沛霖去贺喜，孙家泰怠慢了他，他一怒之下，带兵围州，城破之日，杀了孙家满门。英王陈玉成兵败庐州，带亲兵三千人往寿州投苗沛霖，苗开门纳之，执礼甚恭，但在酒席宴前伏兵齐起，把英王缚给清朝的督师胜保，出卖了太平天国一员虎将。从清军机处档案中现存胜保、苗沛霖几封往来函札看，苗沛霖又不是死心塌地接受胜保的招抚的。相反，他是在玩弄胜保，而且确实地把胜保玩得团团转。
苗沛霖是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有文采，有学问，懂军事，会打仗，雄心勃勃，想凭借地主武装，在官军、太平军和捻军的夹缝中，为他自己打出一个江山。很可惜，他不大讲求政略，没有联合和团结太平军与捻军，坚决打击官军，却相反，投靠官军，与太平军和捻军为敌，终于众叛亲离，为官军剿灭。霍邱有个王则侨写信给苗沛霖说：“大淮南北代生奇士，……乃今于足下遇之。足下以贫书生治乡团，杀贼如草，名闻天下，遭时隍遇，诚英雄奋进之秋。”他劝苗沛霖“北擒张(洛行)宫(得树)，南平粤贼”，那是错的。但是他又说：“若挟其材智，觊觎非分，谓丈夫作事，当独往独来，其受他人绳束，恐虽有其才而无其时，亦未见其可也。”这几句话还是说得对的。
苗沛霖还写过一首《满江红》，很可能是同治二年他带兵再围蒙城时写的。照抄如下：
匹马西风，几踏遍关山夜月；看今夜霜华掌大，征衣似铁。逸兴顿辞陶令菊，雄心待咽苏卿雪。叹江南江北尽沉沦，红羊劫。
情不惜，妻孥别；心不为，功名热；只随身兵法，孙吴几页。猛虎山中行就缚，妖星天末看将灭。趁秋波挽袖浣罗袍，沙场血。
就词论词，还是写得蕴藉风流。在近代史上，苗沛霖是个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的小人。他的为人行事，可以说，无耻近乎勇，有奶便是娘。他那几首诗词，不足为训，但一部《二十四史》，总是由正反两方面组成的，对敌人、坏人的作品也要认真研究、了解。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然的话，我们非成为“三突出”的信徒不可。
4、苗沛霖的两首诗安徽省总工会副主席杨文友
《凤台史志》第六期载江地先生的《苗沛霖传》，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拜读之后，收益非浅。苗练云雨翻覆，忽降忽叛。无功有过，戕杀农民革命，为害乡里，罪属十恶不赦。灯下漫读，于《清稗类钞选》中得其诗两首，兹录于后，并略加分析，以供“观赏”。
其一《登峡石山》
长淮鼓浪壮千秋，峡石双峰耸上游。
江左元凶仍负固，中原伟绩赖谁收。
回瞻故里热肠断，遥忆先王血泪流。
稚子不知情与势，哑哑向我笑无休。
玩其诗味，当写于1862年3月胜保重回淮北，诱其再度投降后，苗出卖英王陈玉成，取得清廷“信任”，便“再立新功”，从寿县一路攻打捻军首领张乐行至展沟。此诗当是途中经过凤台县峡山口所写。他在《卖宝器赏军论》中张皇其辞，洋洋自得，自诩无日不战，每战皆捷，这种“情与势”，自然使他飘飘然“不知今夕何夕”，登高述怀，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诗的起联写寄情，隐喻“进剿顺利”，“豪情满怀”；一个“壮”字突出了胸胆开张。颔联直抒胸臆，谓南有太平军，北有农民军，邦国定鼎，非我而谁?颈联直说孝忠朝廷保国建家。尾联用幼儿无知来衬托自己的未酬壮志。全诗表现了苗的春风得意，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和迫切心情，突破了他一贯经营乡里，据守长淮，搞封建割据的思想，算是他一生中的“思想高峰”。
其二《书怀》：
故园东望草离离，战垒连珠罨画旗。
乘势漫吞虎狼肉，借刀争割马牛皮。
知兵乱世原非福，饿死寒窗不算奇。
为鳖为鱼浑不解，终归大海作蛟螭。
很明显，这首诗当写在他1863年五月再度叛清之后。从“故园东望”看，应是这一年十一月围困蒙城时所作。苗受僧格林沁威胁，又失去靠山胜保，这种“情与势”迫他再叛。虽然连连攻城掠地，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这种大势将去，心灰意懒的情思充溢诗中。诗的大意是说：到处是废墟，满眼是营垒；乘势杀官兵，不借他人力；弃文从了武，管他祸与福；不做池中物，应是海里龙。他感到前景暗淡，末日将临，索性孤注一掷，跟你拼一场，死了也是个硬汉子，是条“人中龙”。
从苗练存在七年的历史来看，这两首诗都写在晚期，但是完全可以代表苗沛霖前后得意和失意时候的心情，真可谓是“代表作”。
5、《饥民苦情书》
民国二十年
张捷轩
盖闻乐莫乐于丰稔，苦莫苦于凶荒，悲莫悲兮冻馁，惨莫惨兮流亡。水远山高，谁肯亲离故土；扶老携幼，孰甘远适他乡?唯嗷嗷以待毙，遂贸贸于周行。朝不食，夕不食，安得糟糠一饱；谓人父，谓人母，群歌《葛》三章。奈以昊天不吊，迭降灾殃。螟螓蝥贼，稼穑戕伤。旱魃为虐，地老天荒。野无青草，家乏鼠粮。伤心哉，七旬老母；惨目哉，周岁儿郎。八口之家，哀啼而声如鸿雁；三餐不继，鲜食而老犹徜徉。不得已，扶老携幼，检点车箱。与其终填沟壑，何若远出封疆。流离在道，辛苦备尝。或持一杖，或载一筐。可怜赤子何辜，呱呱而啼诸襁褓；剧痛红颜薄命，凄凄而泣断肝肠。鹑衣百结，葛履一双，荒郊散步，古庙凄凉。野灶埋后，今夕才逢烟火；晨钟鸣时，明朝又唤爹娘。侧闻仁人君子，存心恺恻，思念慈祥。故济济焉，如婴儿见母；欣欣焉，如远客还乡。或饥与之食，或渴与之浆，或广施以柴米，或推解以衣裳。救于涸澈，渡以慈航。惠若梁王移粟，恩似齐王发裳。世有黔敖，遑恤嗟米之食，身如灵辄，不复僵卧翳桑。俾使饥民保命，幸能速返家乡。来生有知，宜效衔环结草；今生得渡，当思叩首焚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