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商品购销
一、货源组织
建国后,我区商业部门为了减少经营环节,合理组织商品流通,在是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还是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0年至1957年批发机构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区域设置的,商品是按经济区域流通的。1958年至1962年,政企合一,批发机构改按行政区域设置,形成商业经营环节过多的局面。1962年至1966年,逐步恢复了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普遍出现按行政区域设置批发机构的现象。1978年以来,随着中央关于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经济机构的设置已打破了原来行政区域的控制。经济机构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渠道。
建国初期,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1954年至1957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供应工作以及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调整了地区差价,降低批发起点,加强市场管理等,我区此时对外进货的比例进行了适当的控制,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经营范围上,加以调整,规定供销社要按经济区划组织货源,不得自行到外地进货。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给商业带来严重灾难,受极左思潮影响,商业进行了大购大销,提倡生产什么,收购什么,造成货不对路,质次价高,冷背呆滞,加之商品大量赊销,损失极大,商业处于危急状态。1963年进行清仓查库,处理大量质次积压商品,平衡供求关系,商品购进纳入了商品流转计划的轨道。文革期间,由于管理混乱,盲目进货,使刚刚复苏的商业经济又遭到破坏,购销呆滞,造成了新的商品积压,商品货源的供应统得过死,一律按行政区划供应区内进货。商品供应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人口多少分配货源,按计划纳入,不得任意到外地采购,基层供销社一律在所属县公司进货。1971年,地区成立百货二级采购供应站,货源由省商业厅分配,地区百货站负责组织调进供应区内商业市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贯彻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货源组织由定点供应,转为面向全国选购进货,适应商业流通形式,出现了购货两旺的局面,对计划商品逐步减少了控制,1988年7月28日,名烟名酒调价后,全部敞开供应。
二、农副产品收购
建国初,我区的家畜、家禽、鲜蛋,除供销社代购少量外,大部分由集市贸易自由调节。当时虽然生产水平很低,但由于人民消费水平低,价格低廉。1956年,生猪、禽蛋纳入国家计划,开始实行派养派购政策,1958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商业进行“大购大销”的政策,提出了“多生产,多收购,多出口、少消费”的口号,收购无底,购多留少,收购家畜禽蛋强迫命令,“摸鸡屁股”、“掏鸡窝定蛋”或听到鸡下蛋后的叫声,立即“跟踪追迹”向养鸡户索要鸡蛋的不正常现象时而有之,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派购和奖售相结合的办法。使生产有所发展,收购重又回升,规定,收购一头130斤以上,合乎标准的生猪,奖售粮食50斤,棉布五尺。为鼓励卖大猪,每超过标准五斤,增加棉布一尺。鲜蛋按户养家禽多少派购,养二至四只的,每只派购一斤半,养五只以上的按四斤派购。家禽按户包干收购,养四只至七只的派购一只,八只以上的派购二只,余数自由处理,收购集体的活鸭,三斤以上的,奖售饲料二斤。1980年以来,逐步取消家畜家禽派购政策,一般由市场自由调节。
三、商品销售
我区从1954年开始,对一些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根据供需情况的变化,实行了计划供应、控制供应、特需供应等一系列供应政策。
1954年,棉布实行统销政策,按人定量发放布票,凭票供应,絮棉也纳入国家计划供应。1960年8月,对10类主要针织品、卫生衫裤、三角裤、毛巾被、线毯等,实行凭票供应。1961年4月,进一步扩大对布制成品和针织品收票范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是年每人仅发二尺七寸布票。并对糕点等食品也采取凭票供应的措施。由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生产的发展。1982年11月1日开始,对15种针织品九种布制小商品免收布票。各种维棉布、粘棉布、丙棉花布、色布、色织布临时免票供应。1983年7月对各种针织品及布制小商品,一律临免票敞开供应。年底,棉布在全国实行临时免票敞开供应,一时,结束我国棉布长期按票计划供应的历史。
从1954年起,对不能任其全面脱销和涨价的商品,采取控制供应的临时措施。供应办法是,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由商业局等有关单位发临时的票、券供应,有的则按单位人数分配,统一购买回去再分配到个人的办法。
1954年的二、四季度,对煤油实行“按户依灯”和“按户依人”凭购油证记录供应。1959年3月,对铅丝、元钉采取“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重点是供应基建、防汛,农具修理和工具改革,接着对食糖、肥皂、火柴、胶鞋、机制纸张、石油类等,进行重点控制供应。1960年8月15日,对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民用线实行控制供应。城市居民凭户口本,农村由基层零售供应点掌握供应。对汽油、柴油,执行“集中油源、保证重点”的原则。重点是粮食、钢铁、出口物资等运输用油。消防、公安、救护等特殊用油按实际供应。1961年4月,对夹胶雨布、工作服、油布雨衣等停止在市场出售,以保证重点行业需要。控制品种还有:洗脸盆、茶杯、搪瓷饭碗、瓷缸、全布鞋、肥皂、纯碱、香烟、热水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肉类、糕点等。直到1987年底,仍有食糖等商品实行控制供应。
从1959年以来,我区还曾实行过特需供应和高价商品供应办法。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对从事特殊劳动的人员、特殊工种、特殊行业以及一些特殊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照顾性供应。如对在高空、高温、水下作业的人员,对产妇、婴儿、医院病人和取得医院证明在家休养的病人,需要肉类、食糖及其他副食品,加以照顾,对行政13级以上干部享受高于供应标准,对城关镇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以及残废军人、退离休老干部,发证定量供应烟、酒、食糖等。
1984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经营责任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随着大批商品的敞开大量供应,我区各级商业部门分别采取召开供货会,送货下乡,请客上门,延期付款或销后付款实行代销,分期结算,与基层供销社联合经营,利润分成,增设供应点等措施,扩大流通渠道,活跃商品市场。
供销系统充分发挥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从1950年地区供销合作社成立以来,一直为稳定城乡市场,繁荣本区经济,支配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重要商业机构。供销系统的经营遍及城乡各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88年,全区供销系统六项指标名列全省七个地区之首。商品纯购进5.5亿元;商品纯销售7.05亿元,供销系统商办工业产值1.65亿元;费用水平也由1987年的9.64%下降到1.2%;全年利润总额达2 730.1万元,比1987年增长45.2%;棉花收购量为皮棉122.6万担,超额39.4%,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是年,在继续深化供销社体制改革中,全区实行主任、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经营承包责任制,将经济效益、企业发展、职工培训、精神文明建设等指标逐级分解化细,承包到人;同时全面推行风险抵押承包,全区已收抵押金1 100多万元。供销系统还千方百计不误农时组织货源,搞好生产资料的供应。1988年,全区供应化肥39.4万吨(内含计划内33万吨)、农药0.2566万吨。当年仅工业品销售额就超过二亿元,目前全区103个基层社全部成立专营经理部,下设382个专营门市部。
建国后,我区商业部门为了减少经营环节,合理组织商品流通,在是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还是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0年至1957年批发机构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区域设置的,商品是按经济区域流通的。1958年至1962年,政企合一,批发机构改按行政区域设置,形成商业经营环节过多的局面。1962年至1966年,逐步恢复了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普遍出现按行政区域设置批发机构的现象。1978年以来,随着中央关于开放搞活政策的实施,经济机构的设置已打破了原来行政区域的控制。经济机构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渠道。
建国初期,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1954年至1957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供应工作以及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调整了地区差价,降低批发起点,加强市场管理等,我区此时对外进货的比例进行了适当的控制,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经营范围上,加以调整,规定供销社要按经济区划组织货源,不得自行到外地进货。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给商业带来严重灾难,受极左思潮影响,商业进行了大购大销,提倡生产什么,收购什么,造成货不对路,质次价高,冷背呆滞,加之商品大量赊销,损失极大,商业处于危急状态。1963年进行清仓查库,处理大量质次积压商品,平衡供求关系,商品购进纳入了商品流转计划的轨道。文革期间,由于管理混乱,盲目进货,使刚刚复苏的商业经济又遭到破坏,购销呆滞,造成了新的商品积压,商品货源的供应统得过死,一律按行政区划供应区内进货。商品供应数量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人口多少分配货源,按计划纳入,不得任意到外地采购,基层供销社一律在所属县公司进货。1971年,地区成立百货二级采购供应站,货源由省商业厅分配,地区百货站负责组织调进供应区内商业市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贯彻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货源组织由定点供应,转为面向全国选购进货,适应商业流通形式,出现了购货两旺的局面,对计划商品逐步减少了控制,1988年7月28日,名烟名酒调价后,全部敞开供应。
二、农副产品收购
建国初,我区的家畜、家禽、鲜蛋,除供销社代购少量外,大部分由集市贸易自由调节。当时虽然生产水平很低,但由于人民消费水平低,价格低廉。1956年,生猪、禽蛋纳入国家计划,开始实行派养派购政策,1958年,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商业进行“大购大销”的政策,提出了“多生产,多收购,多出口、少消费”的口号,收购无底,购多留少,收购家畜禽蛋强迫命令,“摸鸡屁股”、“掏鸡窝定蛋”或听到鸡下蛋后的叫声,立即“跟踪追迹”向养鸡户索要鸡蛋的不正常现象时而有之,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派购和奖售相结合的办法。使生产有所发展,收购重又回升,规定,收购一头130斤以上,合乎标准的生猪,奖售粮食50斤,棉布五尺。为鼓励卖大猪,每超过标准五斤,增加棉布一尺。鲜蛋按户养家禽多少派购,养二至四只的,每只派购一斤半,养五只以上的按四斤派购。家禽按户包干收购,养四只至七只的派购一只,八只以上的派购二只,余数自由处理,收购集体的活鸭,三斤以上的,奖售饲料二斤。1980年以来,逐步取消家畜家禽派购政策,一般由市场自由调节。
三、商品销售
我区从1954年开始,对一些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根据供需情况的变化,实行了计划供应、控制供应、特需供应等一系列供应政策。
1954年,棉布实行统销政策,按人定量发放布票,凭票供应,絮棉也纳入国家计划供应。1960年8月,对10类主要针织品、卫生衫裤、三角裤、毛巾被、线毯等,实行凭票供应。1961年4月,进一步扩大对布制成品和针织品收票范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是年每人仅发二尺七寸布票。并对糕点等食品也采取凭票供应的措施。由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生产的发展。1982年11月1日开始,对15种针织品九种布制小商品免收布票。各种维棉布、粘棉布、丙棉花布、色布、色织布临时免票供应。1983年7月对各种针织品及布制小商品,一律临免票敞开供应。年底,棉布在全国实行临时免票敞开供应,一时,结束我国棉布长期按票计划供应的历史。
从1954年起,对不能任其全面脱销和涨价的商品,采取控制供应的临时措施。供应办法是,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由商业局等有关单位发临时的票、券供应,有的则按单位人数分配,统一购买回去再分配到个人的办法。
1954年的二、四季度,对煤油实行“按户依灯”和“按户依人”凭购油证记录供应。1959年3月,对铅丝、元钉采取“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重点是供应基建、防汛,农具修理和工具改革,接着对食糖、肥皂、火柴、胶鞋、机制纸张、石油类等,进行重点控制供应。1960年8月15日,对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民用线实行控制供应。城市居民凭户口本,农村由基层零售供应点掌握供应。对汽油、柴油,执行“集中油源、保证重点”的原则。重点是粮食、钢铁、出口物资等运输用油。消防、公安、救护等特殊用油按实际供应。1961年4月,对夹胶雨布、工作服、油布雨衣等停止在市场出售,以保证重点行业需要。控制品种还有:洗脸盆、茶杯、搪瓷饭碗、瓷缸、全布鞋、肥皂、纯碱、香烟、热水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肉类、糕点等。直到1987年底,仍有食糖等商品实行控制供应。
从1959年以来,我区还曾实行过特需供应和高价商品供应办法。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对从事特殊劳动的人员、特殊工种、特殊行业以及一些特殊服务对象,进行必要的照顾性供应。如对在高空、高温、水下作业的人员,对产妇、婴儿、医院病人和取得医院证明在家休养的病人,需要肉类、食糖及其他副食品,加以照顾,对行政13级以上干部享受高于供应标准,对城关镇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以及残废军人、退离休老干部,发证定量供应烟、酒、食糖等。
1984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贯彻落实经营责任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随着大批商品的敞开大量供应,我区各级商业部门分别采取召开供货会,送货下乡,请客上门,延期付款或销后付款实行代销,分期结算,与基层供销社联合经营,利润分成,增设供应点等措施,扩大流通渠道,活跃商品市场。
供销系统充分发挥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从1950年地区供销合作社成立以来,一直为稳定城乡市场,繁荣本区经济,支配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重要商业机构。供销系统的经营遍及城乡各地,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88年,全区供销系统六项指标名列全省七个地区之首。商品纯购进5.5亿元;商品纯销售7.05亿元,供销系统商办工业产值1.65亿元;费用水平也由1987年的9.64%下降到1.2%;全年利润总额达2 730.1万元,比1987年增长45.2%;棉花收购量为皮棉122.6万担,超额39.4%,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是年,在继续深化供销社体制改革中,全区实行主任、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经营承包责任制,将经济效益、企业发展、职工培训、精神文明建设等指标逐级分解化细,承包到人;同时全面推行风险抵押承包,全区已收抵押金1 100多万元。供销系统还千方百计不误农时组织货源,搞好生产资料的供应。1988年,全区供应化肥39.4万吨(内含计划内33万吨)、农药0.2566万吨。当年仅工业品销售额就超过二亿元,目前全区103个基层社全部成立专营经理部,下设382个专营门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