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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三方政权
机构设置
民国27年（1938）5月18日萧城沦陷，在一片混乱中，共产党员路继先、李忠道等首举抗日义旗，创建抗日武装——萧县游击队。8月初，游击队活动在二区永堌寨，经党内外人士协商，推举原县政府秘书彭笑千为县长。政权初建，县政府只有县长和少数办事人员，随游击队一起活动，着手组建区、乡政权。到9、10月间，全县10个区，108个乡政权基本恢复。11月，在三区大演武召开各界人士大会，成立县政委员会，推选彭笑千为县长，下设秘书处、行政科、民运科、军事科、经济科。以后又相继建立教育科、建设科、粮秣局、工商局。民国29年1月，改县政委员会为县参议会。从民国27年8月至29年初，地方政权完全置于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之中。
三方政权的形成，始于民国29年3—5月间。2月，县长彭笑千辞职，3月，县参议会在四区王柳园开会，推选纵翰民为县长，4月，日伪成立县公署，邵世恩任知事；5月，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任命朱大同为县长。此时，县境之内同时存在三个县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扼萧西平原，对萧县形势起主导作用，抗战开始后，曾为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四师参谋长张震誉为“抗日模范县”。民国29年2月，县常备队第四营营长刘瑞岐，勾结铜山县耿继勋制造反共摩擦，不服从总队调遣，在七区迎风口成立萧县县政府办事处，自任主任。5月，朱大同任县长后，刘任常备团长，活动在西自冯庵或常楼、东至刘新庄一、二十华里十几个村庄的区域，当时人称“北政府”，称抗日民主政府为“南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日军洗劫萧城后，因找不到汉奸基础，建立不起维持会，将近一年未敢窜入，剩下一座空城。民国28年初夏，日军一个联队进入萧城。黄口维持会长邵世恩附势迁驻萧城，并在城南王台子、城西南后洼设立据点，因在送给养路上不断受游击队伏击，据点被围得水泄不通，不得不撤回县城。4月，成立伪县公署，仅在萧城及铁路沿线设有据点。
三方政权成为对峙之势，开始于民国31年，形成于民国32年。民国29年12月，原属中共领导的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挟其部下两千余人叛变，投降国民党汤恩伯部，萧县形势急转直下，汤部调集重兵进攻新四军四师，四师于民国30年4月，撤至皖东北地区，萧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也奉命东撤，此时，原行政科长许西连，带领一部分党政干部留在皇藏山区坚持斗争，经上级批准，成立萧东办事处，许任主任。国民党县政府及常备团长刘瑞岐，乘机南侵，窃据萧西半壁，萧永边境抗日根据地遂成为国民党县政府反共的大本营，三分天下有其二。坚持萧东抗战的萧东办事处，处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包围之中，仅剩下九区一、两个乡政权，武装只有亢为德一个连，有人形容当时情况：“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武装一个连，干部十二、三”，他日夜宿山野，一日数惊，一夜几挪，一个月后，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派朱玉林等8人回萧东，与许西连等配合开展工作，建立中共萧东临时县委，年底，抗日武装发展到4个连，建立九区区公所，站稳了脚跟，此时，国共两方政权，已由南北对峙，变成东西抗衡。
民国31年1月，日伪将县公署改名县政府，由邵世恩的儿子邵竞生任县长。是年12月，投降国民党的耿蕴斋部一支队长马海川，挟部下1000余人易主而从，向驻萧城日军投降，扩大了日伪势力，增设一批据点，最多时设40多个，后收缩为26个，把全县12个区分成四个单元，西以大吴集为中心，联防三、四、五、六区；东以曹村为中心，联防九、十区；南以朔里为中心，联防一、二、十二区；北以黄口为中心，联防七，八、十一区。
民国32年，三方政权各据一方，己成势均力敌之势。萧铜县在萧东皇藏山区、津浦路两侧，重新燃起抗日烽火，辖皇藏、路西、路东、宿北、斜东、斜西、奎西、褚兰、尤集9个区；国民党县政府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的大部；日伪萧县县政府辖一区(大庄）、二区（朔里）、三区（祖楼）、四区（张寿楼）、五区（大吴集）、六区（曲里铺）、七区（杨楼车站）、八区（黄口车站)、九区（曹村车站）、十区（东杨楼）、十一区（东镇店）、十二区（瓦子口）。国民党县政府委任10个区长（包括九、十区），抗日民主政府委任9个区长，日伪县政府委任12个区长。政令纷出，此时保公所多是两面政权或三面政权，不少学校也是两面学校或三面学校，形成一面、两面、三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
三方政权机构设置
1.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系统
2.国民党萧县县政府组织系统
3.日伪萧县县政府组织系统
三方县政府主政人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国民党政府县长
日伪政府县长
三方政权对峙
1.政治对策
三方政权性质不同，施政方针各异。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同时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宗旨，坚决回击反共势力的进攻。国民党县政府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以制造反共摩擦为目的。日伪县政府提出：政治与军事衔接并进，扩大治安圈、推广治安圈。
斗争策略也多种多样。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和发展政权的方针，就是允许两面政权存在，控制两面政权为我服务。其两面政权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派出的内线人员，以两面手腕取得敌人信任，实际是做抗日工作。如祖楼、陶楼、赵楼据点，就是派去共产党员做两面工作。第二种是伪军伪组织中之同情爱国分子，表面与敌人敷衍，暗中同情帮助抗战。萧铜县境内的伪政权基本被抗日民主政府争取过来，形成了两面政权普遍化，曾受到中共淮北区党委的赞扬。民国33年11月，萧铜分建，萧县开始恢复的72个乡政权中，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第三种是纯粹两面政权或三方政权，对日军敷衍，对抗日民主政府也敷衍，对国民党政府也敷衍，对此采取争取与控制兼施的政策，使之保持中立。第四种是顽化伪军，如日伪七区区长马公远，就是刘瑞岐派去的内线，奉行着“经济提携、联合反共”的方针，对其采取争取不成则坚决打击的政策。
利用日伪严密控制铁路线作屏障，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三方政权存在的一个条件。民国29年（1940）初，国民党县政府凭借陇海铁路得在路北发迹；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民国30年4月，抗日民主政府能在萧东得以恢复和发展，除山区有险可凭外，也是借助津浦铁路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直接冲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两军交战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也是斗争的一种策略。民国32年3月，国民党第二路挺进军王仲廉部，妄图越过津浦路，配合89军韩德勤，夹击洪泽湖抗日根据地，在王部准备过铁路前，萧铜县政府部署武装力量，在津浦路三堡至夹沟段加强活动，张贴“欢迎国军进攻徐州”的标语，诱使日伪加强铁路沿线的巡逻，阻截王部过路，从而争取了时间，在东线击溃了韩德勤、王光夏部。后王仲廉部只得撤回原防。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后，国民党萧县地方武装溃退陇海路北管粥集，于民国34年3月，请求汪伪淮海省长郝鹏举，派乜庭宾师“扫荡”萧西解放区，假手日伪打击人民军队，萧县独立旅、萧县总队配合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在祖老楼、青龙集之间给以迎头痛击。
在有条件时，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也不放弃政治会谈。民国28年11月，彭笑千曾率部队和剧团去陇海路北宣传抗战，向国民党顽固派晓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大义（途中受日军袭击，未果）。民国30年6月，豫皖苏边区曾派彭笑千配合张舒民到已叛变的吴信容部做争取工作，使之“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经长期耐心工作，终于使兄亡弟代的吴信元部起义。民国30年7—10月间，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曾派代表或亲自出马三次与刘瑞岐代表会谈，商定萧县办事处以九、十区为活动范围，后因刘瑞岐毁约而废。
国民党县政权奉行着“以组织对组织”的方针，民国29年5月，在组建县政府的同时，成立了国民党萧县县党部，路治久为书记长，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汪伪政权也于民国32年成立伪国民党萧县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李熙照任主任委员。
2.武装配备
三方政权无不坚持一切为了战争的方针，战争的主要工具是军队。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即以“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基本方针。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一方面利用政权力量，改造联庄会。从民国27年（1938）夏到民国30年春，全县先后发展的地方武装有“人民抗日义勇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队”、“萧县独立团”、“萧县独立旅”等共6个团，8000多人（枪）、此外还有不脱产、半脱产的游击小组，遍布全县各地。这是萧县抗日民主政权的“黄金时代”。
东撤后坚持萧东地区，只剩下亢为德一个连，不足百人。经过半年扩建，发展为四个连，组建萧铜独立营，400余人。民国31年（1942）9月，改建萧铜总队，下辖3个营，武装力量已达1500人，区乡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民国33年8月，奉命抽调两营武装，随四师西进，留一营在萧县扩建为萧县总队，1000余人。
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民国29年2月，萧县常备队四营营长刘瑞岐制造分裂时，约600人。不久，王传绶挟沙河游击小队（1个连）投奔刘部，组成萧县常备团，辖4个营，兵力扩充到1000余人。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任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长，活动在萧县境内，兵力扩充到4个营，1700余人。民国30年7月，汤恩泊部将萧县常备团改编为边区第三纵队，刘瑞岐任纵队司令，兵力扩充到2000余人，后又把王传绶部改编为边区四十纵队。兵力1500余人，此外，十区谢碧如支队，二区郭效冉支队约2000余人，没计在内，几股力量合计约5000余人，此时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极盛时期。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首战小朱庄，全歼王传绶部，吴信元（接任吴信容职）率部起义，刘瑞岐率部队及县政府人员3000余人由萧西逃往铁路北。迎风口一役，支队长赵永和起义，刘瑞岐仅剩部下40余人逃往徐州方向，提出“靠日防共”的口号。后刘返回管粥集改番号为苏鲁豫皖第十三纵队，收集旧部600余人，实行丰、沛、萧、铜4县联防，在管粥集及附近建临黄镇、亲民村、胜利寨、陆庄4个寨圈，分别驻4个县政府。
日伪武装力量：据民国31年11月15日伪县长邵竞生向苏淮特区报告陈述：“本县有保安队九个中队，一个特务队，骑兵两个中队，连同各区自卫团，统计不到两千人，……，本县匪徒，多我方军警三数倍，如以我方现有之兵力，即使悉成劲旅，亦必众寡悬殊，力恐不逮，乃拟呈请上峰，多拨枪支，以资扩充，而厚兵力，庶几匪可荡平，治安确保”。据民国31年9月30日，日伪县政府工作状况报告统计，县警备队803人，枪634支；各区自卫团907人，枪690支；警察局264人，枪91支，计1974人，枪1415支，基本与邵竞生报告数字相符。
3.经济补给
经济补给是战争继续的保证，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经济补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发展生产和“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为抗日经费的原则，着力发展生产。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提倡发展副业。战争年代，农村副业多以生产军需民用品为主，如土盆、土缸、油坊、纺纱、织布、编席、编筐、织袜子、弹花、做酒、熬盐、熬糖、熬土碱、养猪羊等，普遍得到发展。同时严禁粮食、棉花、牲畜等资敌物资出境。
提倡和发展有利于军需民用的工商业，对境内私人工商业者，包括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在内，政府一律保护，保障其合法的利益和帐款收回，自由贸易，不受侵犯。对军需民用的紧缺物资，如医药、电池、纸张、文具、染料等，允许尽量输入，政府并贷予低利或无利基金，减收或免收税捐。生活用品，为抵制日货，提倡用土产品代替，没有煤油点灯用棉油、豆油，没有火柴用火镰火石，没有染料用槐豆、青灰、石榴皮和紫棉织布，没有海盐用小盐，以解决生活用品之不足。
同时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增加产业工人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以及合理有效地规定财政征收办法，田赋征收，实行以土地多少累进征税的办法，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
为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独立自主的经济，排斥伪币，抗日民主政府自民国27年9月间开始发行纸币，同时禁止私人出票子，纸币的发行，起初是借私人钱庄——“瑞蚨祥”的票子，将每张千文改成一元，加盖县印，公布发行，后从敌占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请来技术工人，正式印刷纸币——萧县地方流通券。不仅促进了地方货源的流通，而且打击了敌人的封锁。一直发行到民国30年4月“东撤”，民国33年8月，四师收复豫皖苏地区后，原“萧县流通券”，每1元按2元收回，计收兑3000万元，群众十分满意，提高了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誉。
国民党县政府和日伪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横征暴敛，日伪每年征收两季，国民党政府每年有8个月，月月征收。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亩征收田赋2斤、军粮6斤，麦秋各半。日伪县政府规定每亩征收省、县税小麦11斤，加耗1.5斤，共12.5斤，同时强行每亩收买18斤责任粮，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更多的是抢掠财物。当时农民每年所交田赋、军粮、收买粮及吃派饭等，占产量的五分之三，地主也要占二分之一。三方政权衔接区，负担更重。
国民党县政府民国29年后，也开始发行流通券，日伪县政府则明令只准使用联银券，但联银券在民间很少，去徐州购货又非联银券不可，因此设立临时兑换处，民众用地方流通券换成法币，再换联银券，在县内流通主要是法币和流通券。
对于补给战争的粮食，三方都控制极严。日伪县政府规定：凡向封锁线外携带5斤粮食者，一律没收。国民党县政府规定：凡米、麦、高粱、黍、稷、豆类、芝麻、油类、棉花，一律严禁出境，否则以走私论罪。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凡5斤以上由乡证明，5石由区证明，5石以上由县证明，方可通行。从这方面讲，基本无商业可言，但是本县靠近徐州，交通比较方便，是通往涡北抗日根据地和太和国民军后方的第一站，当时从敌占区买的医药、染料、文化用品、食盐等都是通过萧县转运，因此在三方政权边缘地带，如吴庄、坡里、瓦子口、祖老楼、青龙集等地就成了盐贩子从敌占区转运物资的安全走廊，夜市十分活跃，坡里集仅盐池子就有20多处，国共两方县政府其税收都以盐税为大宗。
4.文化宣传
三方为了巩固各自的政权，都注意抓宣传，扩大影响。
抗日民主政权，于民国28年（1939）春成立县总宣传队，全县10个区，每两个区成立一个宣传队，队员一百五、六十人，平时随部队活动，每到一地，即开展宣传，宣传形式有话剧、歌剧、歌曲、曲艺、舞蹈等。其中一部份是从新四军六支队“拂晓剧团”学来的，一部份是自编的。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于民国27年12月创办了《实报》，它是抗战期间本县办的第一张报纸。油印，3日刊，四开四版，发行萧、宿、永、砀四县，最高发行1000份。民国30年春“东撤”后停办。30年初，国民党萧县县党部机关报《萧县导报》出刊，油印，3日刊，发行700多份。日伪县政府则定期印刷周刊作宣传。三方政权除利用报刊开展文字战斗外，还编印各种宣传小册子，如抗日民主政府自编了大众识字课本，各种演唱材料，民运科长孙叔平编写了《抗日农民运动讲话》（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国民党县政府也编印民谣、歌曲、话剧、故事集等进行宣传。日伪县政府仅在民国31年一年中，就印制各种画册、宣传资料20多种，30余万份。
抗日战争前，萧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简师，当时小学生只有6000人，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民国32年，三方境内的小学学生共有3万人，同时三方都办中学，国民党政府在四区守备庄、张三座楼办萧县中学；抗日民主政府在路东创办萧铜中学，日伪县政府在黄口办了黄口中学。当时在国民党方面还有萧县人王仲廉在太和办的国立二十一中，有萧县学生200余人，抗日民主政府方面有本县人纵翰民在邳、睢铜地区办的联中，也有不少萧县青年就学。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是三方争夺青年、争夺人材的结果。
三方政权还分别举办干部训练班。抗日民主政府在民国28年2—8月间，先后在王寨、张寿楼、崔口、小阁子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每期50人，训练7—15天，共培训500余人。民国29年夏。国民党县政府开始在七区冯场办军政干部训练班，32年10月，又在四区王白楼子开办训练班，每期学员300人，办了两期，毕业后分到部队任政训员，或分到地方任乡长、农会主任、财粮员。日伪方面，主要是警备队训练，分集中和分散两种，集中训练在县城，分散训练在各据点。
民国27年（1938）5月18日萧城沦陷，在一片混乱中，共产党员路继先、李忠道等首举抗日义旗，创建抗日武装——萧县游击队。8月初，游击队活动在二区永堌寨，经党内外人士协商，推举原县政府秘书彭笑千为县长。政权初建，县政府只有县长和少数办事人员，随游击队一起活动，着手组建区、乡政权。到9、10月间，全县10个区，108个乡政权基本恢复。11月，在三区大演武召开各界人士大会，成立县政委员会，推选彭笑千为县长，下设秘书处、行政科、民运科、军事科、经济科。以后又相继建立教育科、建设科、粮秣局、工商局。民国29年1月，改县政委员会为县参议会。从民国27年8月至29年初，地方政权完全置于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之中。
三方政权的形成，始于民国29年3—5月间。2月，县长彭笑千辞职，3月，县参议会在四区王柳园开会，推选纵翰民为县长，4月，日伪成立县公署，邵世恩任知事；5月，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任命朱大同为县长。此时，县境之内同时存在三个县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扼萧西平原，对萧县形势起主导作用，抗战开始后，曾为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四师参谋长张震誉为“抗日模范县”。民国29年2月，县常备队第四营营长刘瑞岐，勾结铜山县耿继勋制造反共摩擦，不服从总队调遣，在七区迎风口成立萧县县政府办事处，自任主任。5月，朱大同任县长后，刘任常备团长，活动在西自冯庵或常楼、东至刘新庄一、二十华里十几个村庄的区域，当时人称“北政府”，称抗日民主政府为“南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日军洗劫萧城后，因找不到汉奸基础，建立不起维持会，将近一年未敢窜入，剩下一座空城。民国28年初夏，日军一个联队进入萧城。黄口维持会长邵世恩附势迁驻萧城，并在城南王台子、城西南后洼设立据点，因在送给养路上不断受游击队伏击，据点被围得水泄不通，不得不撤回县城。4月，成立伪县公署，仅在萧城及铁路沿线设有据点。
三方政权成为对峙之势，开始于民国31年，形成于民国32年。民国29年12月，原属中共领导的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挟其部下两千余人叛变，投降国民党汤恩伯部，萧县形势急转直下，汤部调集重兵进攻新四军四师，四师于民国30年4月，撤至皖东北地区，萧县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也奉命东撤，此时，原行政科长许西连，带领一部分党政干部留在皇藏山区坚持斗争，经上级批准，成立萧东办事处，许任主任。国民党县政府及常备团长刘瑞岐，乘机南侵，窃据萧西半壁，萧永边境抗日根据地遂成为国民党县政府反共的大本营，三分天下有其二。坚持萧东抗战的萧东办事处，处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包围之中，仅剩下九区一、两个乡政权，武装只有亢为德一个连，有人形容当时情况：“南北十华里、东西一弹穿，武装一个连，干部十二、三”，他日夜宿山野，一日数惊，一夜几挪，一个月后，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派朱玉林等8人回萧东，与许西连等配合开展工作，建立中共萧东临时县委，年底，抗日武装发展到4个连，建立九区区公所，站稳了脚跟，此时，国共两方政权，已由南北对峙，变成东西抗衡。
民国31年1月，日伪将县公署改名县政府，由邵世恩的儿子邵竞生任县长。是年12月，投降国民党的耿蕴斋部一支队长马海川，挟部下1000余人易主而从，向驻萧城日军投降，扩大了日伪势力，增设一批据点，最多时设40多个，后收缩为26个，把全县12个区分成四个单元，西以大吴集为中心，联防三、四、五、六区；东以曹村为中心，联防九、十区；南以朔里为中心，联防一、二、十二区；北以黄口为中心，联防七，八、十一区。
民国32年，三方政权各据一方，己成势均力敌之势。萧铜县在萧东皇藏山区、津浦路两侧，重新燃起抗日烽火，辖皇藏、路西、路东、宿北、斜东、斜西、奎西、褚兰、尤集9个区；国民党县政府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的大部；日伪萧县县政府辖一区(大庄）、二区（朔里）、三区（祖楼）、四区（张寿楼）、五区（大吴集）、六区（曲里铺）、七区（杨楼车站）、八区（黄口车站)、九区（曹村车站）、十区（东杨楼）、十一区（东镇店）、十二区（瓦子口）。国民党县政府委任10个区长（包括九、十区），抗日民主政府委任9个区长，日伪县政府委任12个区长。政令纷出，此时保公所多是两面政权或三面政权，不少学校也是两面学校或三面学校，形成一面、两面、三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
三方政权机构设置
1.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系统
2.国民党萧县县政府组织系统
3.日伪萧县县政府组织系统
三方县政府主政人
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国民党政府县长
日伪政府县长
三方政权对峙
1.政治对策
三方政权性质不同，施政方针各异。抗日民主政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同时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宗旨，坚决回击反共势力的进攻。国民党县政府提出“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以制造反共摩擦为目的。日伪县政府提出：政治与军事衔接并进，扩大治安圈、推广治安圈。
斗争策略也多种多样。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和发展政权的方针，就是允许两面政权存在，控制两面政权为我服务。其两面政权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派出的内线人员，以两面手腕取得敌人信任，实际是做抗日工作。如祖楼、陶楼、赵楼据点，就是派去共产党员做两面工作。第二种是伪军伪组织中之同情爱国分子，表面与敌人敷衍，暗中同情帮助抗战。萧铜县境内的伪政权基本被抗日民主政府争取过来，形成了两面政权普遍化，曾受到中共淮北区党委的赞扬。民国33年11月，萧铜分建，萧县开始恢复的72个乡政权中，一面政权30个，两面政权31个，三面政权11个。第三种是纯粹两面政权或三方政权，对日军敷衍，对抗日民主政府也敷衍，对国民党政府也敷衍，对此采取争取与控制兼施的政策，使之保持中立。第四种是顽化伪军，如日伪七区区长马公远，就是刘瑞岐派去的内线，奉行着“经济提携、联合反共”的方针，对其采取争取不成则坚决打击的政策。
利用日伪严密控制铁路线作屏障，谋求生存和发展，是三方政权存在的一个条件。民国29年（1940）初，国民党县政府凭借陇海铁路得在路北发迹；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民国30年4月，抗日民主政府能在萧东得以恢复和发展，除山区有险可凭外，也是借助津浦铁路避免与国民党顽固派直接冲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两军交战相机利用第三者的力量，也是斗争的一种策略。民国32年3月，国民党第二路挺进军王仲廉部，妄图越过津浦路，配合89军韩德勤，夹击洪泽湖抗日根据地，在王部准备过铁路前，萧铜县政府部署武装力量，在津浦路三堡至夹沟段加强活动，张贴“欢迎国军进攻徐州”的标语，诱使日伪加强铁路沿线的巡逻，阻截王部过路，从而争取了时间，在东线击溃了韩德勤、王光夏部。后王仲廉部只得撤回原防。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后，国民党萧县地方武装溃退陇海路北管粥集，于民国34年3月，请求汪伪淮海省长郝鹏举，派乜庭宾师“扫荡”萧西解放区，假手日伪打击人民军队，萧县独立旅、萧县总队配合新四军四师十一旅，在祖老楼、青龙集之间给以迎头痛击。
在有条件时，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也不放弃政治会谈。民国28年11月，彭笑千曾率部队和剧团去陇海路北宣传抗战，向国民党顽固派晓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大义（途中受日军袭击，未果）。民国30年6月，豫皖苏边区曾派彭笑千配合张舒民到已叛变的吴信容部做争取工作，使之“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经长期耐心工作，终于使兄亡弟代的吴信元部起义。民国30年7—10月间，萧东办事处主任许西连曾派代表或亲自出马三次与刘瑞岐代表会谈，商定萧县办事处以九、十区为活动范围，后因刘瑞岐毁约而废。
国民党县政权奉行着“以组织对组织”的方针，民国29年5月，在组建县政府的同时，成立了国民党萧县县党部，路治久为书记长，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汪伪政权也于民国32年成立伪国民党萧县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李熙照任主任委员。
2.武装配备
三方政权无不坚持一切为了战争的方针，战争的主要工具是军队。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即以“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基本方针。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一方面利用政权力量，改造联庄会。从民国27年（1938）夏到民国30年春，全县先后发展的地方武装有“人民抗日义勇队”、“萧县常备总队”、“萧县抗日游击队”、“萧县独立团”、“萧县独立旅”等共6个团，8000多人（枪）、此外还有不脱产、半脱产的游击小组，遍布全县各地。这是萧县抗日民主政权的“黄金时代”。
东撤后坚持萧东地区，只剩下亢为德一个连，不足百人。经过半年扩建，发展为四个连，组建萧铜独立营，400余人。民国31年（1942）9月，改建萧铜总队，下辖3个营，武装力量已达1500人，区乡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民国33年8月，奉命抽调两营武装，随四师西进，留一营在萧县扩建为萧县总队，1000余人。
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民国29年2月，萧县常备队四营营长刘瑞岐制造分裂时，约600人。不久，王传绶挟沙河游击小队（1个连）投奔刘部，组成萧县常备团，辖4个营，兵力扩充到1000余人。耿、吴、刘叛变后，吴信容任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长，活动在萧县境内，兵力扩充到4个营，1700余人。民国30年7月，汤恩泊部将萧县常备团改编为边区第三纵队，刘瑞岐任纵队司令，兵力扩充到2000余人，后又把王传绶部改编为边区四十纵队。兵力1500余人，此外，十区谢碧如支队，二区郭效冉支队约2000余人，没计在内，几股力量合计约5000余人，此时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极盛时期。民国33年8月，新四军四师西进，首战小朱庄，全歼王传绶部，吴信元（接任吴信容职）率部起义，刘瑞岐率部队及县政府人员3000余人由萧西逃往铁路北。迎风口一役，支队长赵永和起义，刘瑞岐仅剩部下40余人逃往徐州方向，提出“靠日防共”的口号。后刘返回管粥集改番号为苏鲁豫皖第十三纵队，收集旧部600余人，实行丰、沛、萧、铜4县联防，在管粥集及附近建临黄镇、亲民村、胜利寨、陆庄4个寨圈，分别驻4个县政府。
日伪武装力量：据民国31年11月15日伪县长邵竞生向苏淮特区报告陈述：“本县有保安队九个中队，一个特务队，骑兵两个中队，连同各区自卫团，统计不到两千人，……，本县匪徒，多我方军警三数倍，如以我方现有之兵力，即使悉成劲旅，亦必众寡悬殊，力恐不逮，乃拟呈请上峰，多拨枪支，以资扩充，而厚兵力，庶几匪可荡平，治安确保”。据民国31年9月30日，日伪县政府工作状况报告统计，县警备队803人，枪634支；各区自卫团907人，枪690支；警察局264人，枪91支，计1974人，枪1415支，基本与邵竞生报告数字相符。
3.经济补给
经济补给是战争继续的保证，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经济补给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萧县抗日民主政府，坚持以发展生产和“有钱出钱”、“没收汉奸财产”为抗日经费的原则，着力发展生产。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积极提倡发展副业。战争年代，农村副业多以生产军需民用品为主，如土盆、土缸、油坊、纺纱、织布、编席、编筐、织袜子、弹花、做酒、熬盐、熬糖、熬土碱、养猪羊等，普遍得到发展。同时严禁粮食、棉花、牲畜等资敌物资出境。
提倡和发展有利于军需民用的工商业，对境内私人工商业者，包括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在内，政府一律保护，保障其合法的利益和帐款收回，自由贸易，不受侵犯。对军需民用的紧缺物资，如医药、电池、纸张、文具、染料等，允许尽量输入，政府并贷予低利或无利基金，减收或免收税捐。生活用品，为抵制日货，提倡用土产品代替，没有煤油点灯用棉油、豆油，没有火柴用火镰火石，没有染料用槐豆、青灰、石榴皮和紫棉织布，没有海盐用小盐，以解决生活用品之不足。
同时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增加产业工人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以及合理有效地规定财政征收办法，田赋征收，实行以土地多少累进征税的办法，体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
为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独立自主的经济，排斥伪币，抗日民主政府自民国27年9月间开始发行纸币，同时禁止私人出票子，纸币的发行，起初是借私人钱庄——“瑞蚨祥”的票子，将每张千文改成一元，加盖县印，公布发行，后从敌占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请来技术工人，正式印刷纸币——萧县地方流通券。不仅促进了地方货源的流通，而且打击了敌人的封锁。一直发行到民国30年4月“东撤”，民国33年8月，四师收复豫皖苏地区后，原“萧县流通券”，每1元按2元收回，计收兑3000万元，群众十分满意，提高了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誉。
国民党县政府和日伪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横征暴敛，日伪每年征收两季，国民党政府每年有8个月，月月征收。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亩征收田赋2斤、军粮6斤，麦秋各半。日伪县政府规定每亩征收省、县税小麦11斤，加耗1.5斤，共12.5斤，同时强行每亩收买18斤责任粮，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更多的是抢掠财物。当时农民每年所交田赋、军粮、收买粮及吃派饭等，占产量的五分之三，地主也要占二分之一。三方政权衔接区，负担更重。
国民党县政府民国29年后，也开始发行流通券，日伪县政府则明令只准使用联银券，但联银券在民间很少，去徐州购货又非联银券不可，因此设立临时兑换处，民众用地方流通券换成法币，再换联银券，在县内流通主要是法币和流通券。
对于补给战争的粮食，三方都控制极严。日伪县政府规定：凡向封锁线外携带5斤粮食者，一律没收。国民党县政府规定：凡米、麦、高粱、黍、稷、豆类、芝麻、油类、棉花，一律严禁出境，否则以走私论罪。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凡5斤以上由乡证明，5石由区证明，5石以上由县证明，方可通行。从这方面讲，基本无商业可言，但是本县靠近徐州，交通比较方便，是通往涡北抗日根据地和太和国民军后方的第一站，当时从敌占区买的医药、染料、文化用品、食盐等都是通过萧县转运，因此在三方政权边缘地带，如吴庄、坡里、瓦子口、祖老楼、青龙集等地就成了盐贩子从敌占区转运物资的安全走廊，夜市十分活跃，坡里集仅盐池子就有20多处，国共两方县政府其税收都以盐税为大宗。
4.文化宣传
三方为了巩固各自的政权，都注意抓宣传，扩大影响。
抗日民主政权，于民国28年（1939）春成立县总宣传队，全县10个区，每两个区成立一个宣传队，队员一百五、六十人，平时随部队活动，每到一地，即开展宣传，宣传形式有话剧、歌剧、歌曲、曲艺、舞蹈等。其中一部份是从新四军六支队“拂晓剧团”学来的，一部份是自编的。
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于民国27年12月创办了《实报》，它是抗战期间本县办的第一张报纸。油印，3日刊，四开四版，发行萧、宿、永、砀四县，最高发行1000份。民国30年春“东撤”后停办。30年初，国民党萧县县党部机关报《萧县导报》出刊，油印，3日刊，发行700多份。日伪县政府则定期印刷周刊作宣传。三方政权除利用报刊开展文字战斗外，还编印各种宣传小册子，如抗日民主政府自编了大众识字课本，各种演唱材料，民运科长孙叔平编写了《抗日农民运动讲话》（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国民党县政府也编印民谣、歌曲、话剧、故事集等进行宣传。日伪县政府仅在民国31年一年中，就印制各种画册、宣传资料20多种，30余万份。
抗日战争前，萧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简师，当时小学生只有6000人，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民国32年，三方境内的小学学生共有3万人，同时三方都办中学，国民党政府在四区守备庄、张三座楼办萧县中学；抗日民主政府在路东创办萧铜中学，日伪县政府在黄口办了黄口中学。当时在国民党方面还有萧县人王仲廉在太和办的国立二十一中，有萧县学生200余人，抗日民主政府方面有本县人纵翰民在邳、睢铜地区办的联中，也有不少萧县青年就学。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是三方争夺青年、争夺人材的结果。
三方政权还分别举办干部训练班。抗日民主政府在民国28年2—8月间，先后在王寨、张寿楼、崔口、小阁子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每期50人，训练7—15天，共培训500余人。民国29年夏。国民党县政府开始在七区冯场办军政干部训练班，32年10月，又在四区王白楼子开办训练班，每期学员300人，办了两期，毕业后分到部队任政训员，或分到地方任乡长、农会主任、财粮员。日伪方面，主要是警备队训练，分集中和分散两种，集中训练在县城，分散训练在各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