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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计划生育
(一)管理机构
1969年7月20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属临时机构，设在县妇幼保健站。1972年3月，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从妇幼保健站析出，改为常设机构。1978年2月，各区相应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各公社配备1名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生产大队配备1名计划生育专职队长。1982年公社、大队改为乡、村后，亦随之改称乡、村计划生育专职干部。
(二)节制生育
1966年县妇幼保健站已开始计划生育咨询业务，对主动要求节制生育的育龄夫妇，免费发给口服避孕药、宫内放置避孕环和人工引、流产。1971年县人民医院已开始输精管、输卵管结扎手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计划生育工作既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又比较切合实际，把计划生育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号召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建县以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县人口逐年递增，持续增长，由于城乡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道路和析居建宅，可耕地资源不断递减，节制生育，保护资源，是当代人一项严肃的任务。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公民破除旧的传统观念，把计划生育、节制生育作为执行国家政策、自觉履行法律的义务。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以宣传教育为主，以经常工作为主，以避孕节育为主，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生育，以限制人口的数量。
(三)晚婚晚育
1972年开始广泛宣传教育，号召青年晚婚。1978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提倡城市男28岁、女25岁结婚，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为晚婚。
1985年1月县人民政府提出按法定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自愿推迟3年结婚的为晚婚。1975—1985年，全县累计初婚41471对，其中实行晚婚的38532对，晚婚率为92.9%。
(四)独生子女
国家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夫妇所响应。对响应国家号召，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党和政府给予热情关怀和爱护。1979年10月，中共利辛县委决定对申请只生一胎并采取可靠措施不再生育二胎的，由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给“独生子女光荣证”。1981年县人民政府决定，企事业单位职工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头胎生育可给假一年(含产假)，产假期工资照发，其余假期按本人工资80%支付。1982年4月，县委再次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育龄夫妇，除给予一次不少于30元的奖金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按月发给独生子女保证金(男孩5元、女孩6元)，从领证之日起到小孩14周岁止。奖金、保证金从所在单位福利基金或职工福利费中开支。在住房、就医、入托、入园、入学和紧缺商品供应等方面，凭“独生子女光荣证”，优先安排和供应。农村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家庭，多给一人承包耕地或自留地；如果增加耕地有困难，给予适当降低粮、油、棉承包任务。晚婚晚育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夫妇，是国家、集体单位职工的，产假增加到半年，假期工资、儿童保健费照发。1980—1985年，全县已有3584对育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
(五)优生优育
四级保健网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儿童的保健事业，县、区、乡、村陆续配备妇幼保健员。1965年5月1日从原属阜、涡、蒙、凤4县划拨8名区级保健员、33名公社级保健员、215名大队保健员，县成立妇幼保健站。1975年区、社保健员增加到63人，大队保健人员增加到413人。1985年全县已有妇幼保健人员628人，其中获得妇幼医师职称的4人、妇幼医士职称的4人、助产士职称的31人，初级保健员61人。1975—1984年举办208期保健员培训班，培训7638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受到1—2次技术培训。1983年在县卫校办学制一年的保健班，入学60人。
围产期保健农村中，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孕妇怕羞，不少人不愿孕期检查，1969年产前检查率不足50%。经过不断宣传教育，1982年产前检查率已达80%，城镇已达百分之百。1983年起每乡选择一个重点村作为县级孕管村委会，给孕妇登记建卡，其他村委会作为区、乡普遍管理，1985年产前检查率已达85.9%。通过围产期保健检查，发现胎位难产和异常妊娠，给予必要的处理，使胎儿素质得到提高。
新法接生1950年以前，广大农村妇女缺乏卫生知识和封建思想浓厚，常把生孩子视为见不得人的丑事，产妇常常自产自接或由产婆接生，以为在床上分娩不吉，便在床前放一张芦席或秫秸箔，产妇躺在上面分娩，剪断婴儿脐带多用生锈的剪刀，不少婴儿死于破伤风、脐炎、败血症等疾病，不少产妇因产褥感染而危及生命。四级保健网建立后，广泛宣传科学卫生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新法接生逐渐普及，1975年新法接生达到88.4%，1985年已达到99.4%。
儿童保健童保健以预防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时办时停，1979年恢复正常。1979年对0—6周岁的散居儿童作卡介苗接种10500人。1980年给1—12周岁儿童280170人服用一次钩虫药。1980年后每年都对0—3周岁儿童普遍进行一次卡介苗接种，接种率在98%左右。1979年“六一”前对县幼儿园、第一小学一、二年级951名儿童进行健康检查；1980年对县幼儿园、第一小学、城西小学529人进行健康检查。其后县城和各区每年都定期开展一次检查，并予以矫治。
1981—1985年儿童健康检查统计表
(六)超生惩罚
对1979年10月9日以后超计划生育的56500户，县、区、乡分别情况，给予不同的行政和经济处罚。干部、职工超生二胎的，行政降一级，3年不发奖金，按工资的10%征收7年子女抚养费；超生二胎及以上的，视其情况给以党纪、政纪处分，1984年以来已处罚100余人。农民超生二胎的征收子女抚养费300元，超生三胎的征收500元，超生四胎的征收600元。1984年以来已先后征收526.32万元。征收的子女抚养费主要用于兴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计划生育宣传、独生子女保健费以及手术后遗症的营养补助等支出。
1969年7月20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属临时机构，设在县妇幼保健站。1972年3月，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从妇幼保健站析出，改为常设机构。1978年2月，各区相应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各公社配备1名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生产大队配备1名计划生育专职队长。1982年公社、大队改为乡、村后，亦随之改称乡、村计划生育专职干部。
(二)节制生育
1966年县妇幼保健站已开始计划生育咨询业务，对主动要求节制生育的育龄夫妇，免费发给口服避孕药、宫内放置避孕环和人工引、流产。1971年县人民医院已开始输精管、输卵管结扎手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计划生育工作既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又比较切合实际，把计划生育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号召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9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建县以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县人口逐年递增，持续增长，由于城乡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道路和析居建宅，可耕地资源不断递减，节制生育，保护资源，是当代人一项严肃的任务。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公民破除旧的传统观念，把计划生育、节制生育作为执行国家政策、自觉履行法律的义务。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以宣传教育为主，以经常工作为主，以避孕节育为主，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生育，以限制人口的数量。
(三)晚婚晚育
1972年开始广泛宣传教育，号召青年晚婚。1978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提倡城市男28岁、女25岁结婚，农村男25岁、女23岁结婚为晚婚。
1985年1月县人民政府提出按法定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自愿推迟3年结婚的为晚婚。1975—1985年，全县累计初婚41471对，其中实行晚婚的38532对，晚婚率为92.9%。
(四)独生子女
国家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夫妇所响应。对响应国家号召，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党和政府给予热情关怀和爱护。1979年10月，中共利辛县委决定对申请只生一胎并采取可靠措施不再生育二胎的，由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发给“独生子女光荣证”。1981年县人民政府决定，企事业单位职工终生只要一个孩子的，头胎生育可给假一年(含产假)，产假期工资照发，其余假期按本人工资80%支付。1982年4月，县委再次规定，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育龄夫妇，除给予一次不少于30元的奖金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按月发给独生子女保证金(男孩5元、女孩6元)，从领证之日起到小孩14周岁止。奖金、保证金从所在单位福利基金或职工福利费中开支。在住房、就医、入托、入园、入学和紧缺商品供应等方面，凭“独生子女光荣证”，优先安排和供应。农村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家庭，多给一人承包耕地或自留地；如果增加耕地有困难，给予适当降低粮、油、棉承包任务。晚婚晚育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夫妇，是国家、集体单位职工的，产假增加到半年，假期工资、儿童保健费照发。1980—1985年，全县已有3584对育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
(五)优生优育
四级保健网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儿童的保健事业，县、区、乡、村陆续配备妇幼保健员。1965年5月1日从原属阜、涡、蒙、凤4县划拨8名区级保健员、33名公社级保健员、215名大队保健员，县成立妇幼保健站。1975年区、社保健员增加到63人，大队保健人员增加到413人。1985年全县已有妇幼保健人员628人，其中获得妇幼医师职称的4人、妇幼医士职称的4人、助产士职称的31人，初级保健员61人。1975—1984年举办208期保健员培训班，培训7638人次，平均每人每年受到1—2次技术培训。1983年在县卫校办学制一年的保健班，入学60人。
围产期保健农村中，由于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孕妇怕羞，不少人不愿孕期检查，1969年产前检查率不足50%。经过不断宣传教育，1982年产前检查率已达80%，城镇已达百分之百。1983年起每乡选择一个重点村作为县级孕管村委会，给孕妇登记建卡，其他村委会作为区、乡普遍管理，1985年产前检查率已达85.9%。通过围产期保健检查，发现胎位难产和异常妊娠，给予必要的处理，使胎儿素质得到提高。
新法接生1950年以前，广大农村妇女缺乏卫生知识和封建思想浓厚，常把生孩子视为见不得人的丑事，产妇常常自产自接或由产婆接生，以为在床上分娩不吉，便在床前放一张芦席或秫秸箔，产妇躺在上面分娩，剪断婴儿脐带多用生锈的剪刀，不少婴儿死于破伤风、脐炎、败血症等疾病，不少产妇因产褥感染而危及生命。四级保健网建立后，广泛宣传科学卫生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新法接生逐渐普及，1975年新法接生达到88.4%，1985年已达到99.4%。
儿童保健童保健以预防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时办时停，1979年恢复正常。1979年对0—6周岁的散居儿童作卡介苗接种10500人。1980年给1—12周岁儿童280170人服用一次钩虫药。1980年后每年都对0—3周岁儿童普遍进行一次卡介苗接种，接种率在98%左右。1979年“六一”前对县幼儿园、第一小学一、二年级951名儿童进行健康检查；1980年对县幼儿园、第一小学、城西小学529人进行健康检查。其后县城和各区每年都定期开展一次检查，并予以矫治。
1981—1985年儿童健康检查统计表
(六)超生惩罚
对1979年10月9日以后超计划生育的56500户，县、区、乡分别情况，给予不同的行政和经济处罚。干部、职工超生二胎的，行政降一级，3年不发奖金，按工资的10%征收7年子女抚养费；超生二胎及以上的，视其情况给以党纪、政纪处分，1984年以来已处罚100余人。农民超生二胎的征收子女抚养费300元，超生三胎的征收500元，超生四胎的征收600元。1984年以来已先后征收526.32万元。征收的子女抚养费主要用于兴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计划生育宣传、独生子女保健费以及手术后遗症的营养补助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