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圩地主占地20万亩、分布在安徽、河南两省五县：颍上县占地1万亩，阜阳县4000亩，金寨县1400亩，河南省固始县3万亩，本县15.46万亩。
此外，还在本县马店、龙潭、城关等9个集镇开设钱庄8处、当铺7处、粮行6处、货栈5处、烟土站1处、仓库6处，在上海、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大城市建公馆7处，开办茶馆1处、大戏院2处、火柴厂和营造厂各一个。
一、发家手段
清朝咸丰四年至同治元年（公元1854年至1862年），霍邱遍地捻军和太平军，并多次攻占县城。霍邱知县英翰和典史兼县丞尹锡源，曾先后逃到李家圩“避难”，李图南兄弟3人殷勤招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尹锡源在离去时，将印丢在李家圩，李图甫趁机自制契纸，盖上县衙大印，霸占参加起义军和流亡在外的农民土地。自此，李家圩土地由原来11顷扩大到数百顷。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翰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任颍州知府，李亚南前往投靠，当上阜阳三里湾卡官（税务官）。他拦路、沿河设卡，对来往客商、船户肆意加征苛捐杂税，甚至没收其财物，捞了不少黑心钱。遂在阜阳、颍上购房置地。船民、商人及当地市民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向官府控告，因有英翰庇护，不仅未告倒，李亚南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为铲除这个恶棍，船民们商定，轮流守候在码头上，等待出京的大官，向上控告。据传等候三年，终于等到文华殿大学士、分管吏、户、刑三部的大臣周祖培的亲眷，由京城回河南商城省亲。船民们殷情接待，船快到三里湾时，船民假称要起大风，请求将“执事”收起，扯满篷帆，驶过三里湾也未停靠。李亚南以为是大商船想逃税，随派兵乘船追赶拦截。上船随意搜查辱骂，对年青女眷进行调戏。事发后，刑部派员严查。商民、船民、市民也纷纷控告李亚南种种恶迹。按清朝法律，本应抄家斩首。但英翰在奏折上只说“该员以官为家”，结果只将李亚南一人斩首示众。据当地知情人说：李亚南死后运回本地时，有尸无首。李家请一木匠雕刻一个木质人头（一说做一个面头）安放其尸上，而后埋葬。
李图南的儿子李鸿文（外号二黑子），被清廷委任为湖北郧西县知县，上任后大肆贪污，获得不少赃银，也广置地产。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西大山奶奶庙有庙产300顷，李家圩圩主强行霸占，和尚不服，与他打官司，县、州打不赢，老和尚上京告状。途中，李家圩主用金钱收买旅店老板。将和尚毒死，其庙产终被李家霸占。
李家对四邻农田，只要看中的，就强行买进，如不卖，就会惨遭暗杀。咸丰年间，牛集乡杨桥村农民牛尧轩的爷爷，有几亩田被李家看中，田价只给80串钱，强行收买。田主在回家的路上，被李家家兵杀死，并将田款夺回。农民谢益祥28亩耕地、8亩老坟地与李家田地相连，李家要买，谢家不愿卖，李家趁天旱。挖沟打坝，将谢家田地水路堵死。谢益祥叔父进李家圩说理，被李家指使兵丁吊打，回家自杀身亡，其田地终被李家霸占。
李家圩土地逐年增多，他们夸富说：人行百里不走人家路，马走百里不吃人家草。
二、剥削方式
李家圩剥削方式多种多样，农民租种他们田地，除收取实物地租外，另收杂课和杂役。此外，李家还兼放高利贷，开当铺，经营工厂、粮行、盐行、货栈，用多种办法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剥削方式包括：
押金农民租种李家的田地，上庄前，先要交足押金（俗称贷头），一般每亩田交押金30串钱（合大米100斤），并规定押金“三年连头烂”。到时还要补交，如不补交，轻者被撵下庄，重则被送官府或捉进李家圩，施以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农民王庆堂的父亲租种李家圩十石田（习惯亩100亩），上庄前交押金3000串钱，又送给李家圩“管家”进庄礼1000串钱，种了14年，共烂掉押金5000串钱，农民李亚先、李松先兄弟俩，因没有按时补交被“烂掉”的押金，一个被捉进李家圩活活打死，一个被送进官府迫害致死。
调庄李家圩先将荒田薄地租给农民种，待佃农经营几年，把荒地变成熟地、薄田成了肥田后，借故说押金已烂完，要种田就要到另一个庄上去。这份好田，则以重押、重租租给另一家农民耕种。农民陈照兴，租种李家圩田地，10多年被调过三次庄。最后调庄陈照兴不同意，李家圩派兵丁将陈照兴打得头破血流，并抢走织布机等财物，强行撵下庄。
租课李家圩出租田地，明里规定三成租课，即每收一石粮交租课三斗，实际超过五成还多。因为在正课之外，还有许多杂课、杂役。
正课（即地租）每年午秋收获后要一次交清，并规定应交的各种粗细粮的比例。一般稻谷占70％，小麦占20％，豇、黄、绿豆等杂粮占10％，灾年不减，丰年还要增加租课。
李家圩收租课用的是加一的大斗（李梦庚在供词中也承认：他家收租的斗比集市用的斗，每斗多三五斤），而且规定粮质必须干、饱、净。
此外，在每年新粮登场前还要请“看司”（即帮李家圩看课催租人）看课，除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外，还要送“水礼”（即所谓跑路钱）给“看司”，否则，加重租课。交租时，要过登帐、量斗、进仓三关，同时要送笔墨费、灰土费、辛劳费“红包”给帐房先生、斗把子、看仓的。对于把守“三关”的人员，稍有怠慢，他们或不登帐，要重交二次租；或说粮食不干净，要佃户把粮食弄到场上翻晒几日，扬几遍，过风车；或在量斗时装得鼓鼓的，拍得实实的，每斗多量一升多；或推辞仓满，暂不收，让你等几日；或叫你翻仓，把粮食由仓口翻到仓里。民国30年（1941），佃农范春之，送完租课，帐房先生未入帐，被逼交二回租课。
副课（即杂课）李家圩规定除正课外，每租他家十石田，每年要交草课1万斤（折稻2500斤）、棉花课皮棉10斤、油料课芝麻二至五斗、羊课40斤重的公山羊一只、鹅课10斤重的母鹅3只、鸡鸭课3斤以上的鸡鸭6只、鱼课鲤鱼或鱼子60斤。另外还要送扫帚、刷把、锅盖及菱藕瓜果等等。凡是地里长的，水里养的，树上结的，家里喂的，李家圩没有一样不课。
杂役李家圩圩主还规定，凡租种他家田地的佃户，都要无偿地为其服劳役，随叫随到。如修碉堡、筑圩墙、盖房子、铺路、抬轿、喂马、推磨、打碾、养猪、打扫卫生等等。所有的重活脏活，均由佃户承担，没有任何报酬。如遇婚丧嫁娶，或老爷、奶奶庆寿，少爷、小姐过生日，则要佃户再增派人员为其打杂，同时，还要送“贺礼”，稍有不慎，触怒圩主，就会遭到毒打。农民刘三樵租种李家圩的田，派他17岁的儿子进圩当杂役，在铺路时，因抬不动石头，圩主说他偷懒，用皮鞭打得鼻口流血，当场死去。
仅地租一项，李家圩地主每年就收入粮食12万石（折合1.8万吨，可供10万农民吃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