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庆、大通辟为对外交通口岸安庆与大通，分据长江安徽段西部和中部，为安徽长江沿线重要市镇，在安徽地方经济中居有重要地位。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中英烟台条约》，不仅将安徽的芜湖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条约第三款又规定“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辟为对外交通口岸，准许外国轮船在上述6处港口停泊。
《烟台条约》签订不久，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制订和颁发《沿江六处试办章程》，对《烟台条约》的有关条款作进一步的阐释，并对大通、安庆等新辟对外交通口岸的管理作较为细致、明确、具体的规定。该章程内容如下：
“总理衙门咨案，查《烟台条约》第三款内载：‘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仿照内地定章办理。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其余应完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开设行栈’等语。所载不过是大概办法，现将详细章程十二款开列于后，相应咨行各省：
1、条款所载轮船字样，并非出洋轮船，乃指内江轮船而言；
2、条款所载民船字样，并非各项船只，乃指该六处由卡挂号准作拨船编列字号而言；
3、六处除领有税单之洋货，并领报单运照之土货，验明单货相符，洋货即将其装船或起岸放行，土货即准装船前赴所报出口海关，该六处均不另征税厘外，其余无单照各货均照后开章程办理；
4、由六处装船运往六处起岸之货，先完装船处厘金，报明由此处运往彼处并不过关者(注：如自大通赴安庆，自陆溪赴沙溪)，无庸完税，其余过一关者(注：如自大通、安庆至武穴，自武穴至陆溪，沙市)，俟到该关照完正税，此两项均应将去途中所经厘卡，由装船处厘局核明共有几卡，即照完正税，令其再完几倍以补应完之厘，其须过两关者，俟到第一关，照完半两税，应由装船处厘局将此处所经第一关以前、第二关以后共有厘卡几所，照充厘数，令其再完几倍，以补应完之厘(注：如由大通、安庆运至沙市，陆溪口起岸，由沙市，陆溪口运至大通，安庆起岸，中间一关以后，二关以前厘卡，准其免补。若只过一关，及不过关者，不得援免)；
5、由六处装船运往长江各关暨上海关起岸之货，先完装船处厘金，报明运赴何关，俟到第一关，照完正半两税，应由装船处将此去所几，第一关以前，共有厘卡几所，即照所完厘数，令其再完几倍，以补应完之厘。如所报起岸之关，即系第一关(注：如自大通、安庆至九江关，自武穴至江汉关，自陆溪口、沙市至宜昌关)，到关只完正税，不完半税；
6、由上海关暨长江各关装船运往六处，起岸之货，除先在该关照完正半两税或只完正税(注：如自芜湖关报运大通，是仅经一关，只完正税；如自镇江关报运大通，是所经两关，应完正半两税；其经三四关者，亦只完正半两税一次而止，以上正半各税，均在装船之关照完。)。报装轮船指赴某处，并领收税单，到起岸处呈验外，应于起岸处照完该处厘金，并由该厘局核明所经末尾一关以后共有厘卡几所，即照完厘数，令其再完几倍，以补应完之厘(注：如所经仅只装船一关，即以该关为末尾之关)；
7、凡装船处收厘，均须填发收厘单，交该商于到关及起岸处呈验。如该货须到关完税，该装船处厘局仍应另写总厘单，封好交与船主，送到所经第一关税务司查收，一面由该商持收厘单，赴关呈验完税，该关另给收税单，并将所呈收厘单加戳给还。倘到起岸处该商竟无完厘完税各单呈验者，该货入官；其有以远报近；希图偷漏者，查出罚办；倘有在不准停轮之处私行上下货物者，该货入官，该轮照章查报；
8、六处内湖口一处应行另立完纳专章，惟因湖口情形现在尚未查明，其余五处应照现议之单先行试办，湖口一处须俟查明再议；
9、六处抽厘金本与税收无涉，向就货价每百抽二，各按本处时核收，其收银验货秤码应与各关一律均，不得稍有高下；
10、六处自沙市以至大通，沿江抽收来往货船厘卡，查有沙市、北洋口、鹦鹉洲、樊口、武穴(以上湖北五卡)、二套口(以上江西一卡)、华阳、安庆、大通(以上安徽三卡)，共有九卡，该六处应各将沿江厘卡接上下游远近次序悬牌写明备查，其应补厘金，即在六处之间，不逾大通以东、沙市以西，并使各商知悉；
11、六处装船之货，必须听候查验，完清厘金，将货由官码头上挂号拨船运上轮船，六处起岸之货，由挂号拨船向轮船拨出，送到官码头候查验办理。倘有私用未曾挂号之民船，送货拨货者，该货入官，船货提究；
12、六处所收厘金，应分别各还各卡，定期汇解，以清款项，所有厘金细数及货色件，应由各该处委员按七日造具清册，并按外国月份造具总册，分别呈送本省税关及驻扎江汉关巡查，六处副税务司查核，以便按结解报。
以上各款，均拟试办一年，如有未尽事宜，及有窒碍之处，随后相机酌改，以期妥善。”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日本的胁迫下，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与日本驻华公使董林举行多轮会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二十一日，双方签署《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条约第五款规定：“中国现已准作停泊之港，均准日本船卸载货物、客商，悉照现行各国通商章程办理。”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在英国之后亦取得在安徽的大通、安庆两地停泊轮船，上下客货的权力。
二、英国试图辟安庆为通商口岸
在安庆、大通辟为对外交通口岸后，两地经济贸易有所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日渐密切。至20世纪初，日本日清公司、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的江轮、海轮频繁地出没长江，停泊于安庆、大通、芜湖等口岸，“其时扬子江一带外人已习如户闼”，“安庆、大通两处之货客上下亦复兴盛异常”。
然而，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及《六处试办章程》，在安庆、大通停泊的外国轮船不准其靠岸，并必须用官码头和官府指定的民船上下客货，外国商人、商号也不得在安庆、大通居住或建造货栈，开设分行。为了进一步打开安徽门户，向西扩张势力，英国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派遣一直在印度办理航运事业的马凯爵士(Janes Lyle Mackay)来华，委以修约专使，与清廷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在上海谈判修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五日，双方在沪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条约第八款第二十节写道：“中国允愿将下列各地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即：湖南之长沙，四川之万县，安徽之安庆，广东之惠州及江门。”
尽管《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安庆列为安徽继芜湖之后的又一通商口岸，然而，由于中英在安庆口岸裁厘加税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并因安庆地区商业基础较为薄弱，“安庆商业萧条，对外贸易殊形不振，虽已与英国缔约作开港之预备，然卒未实行。”
三、国民政府议废外轮在安庆、大通停泊权
民国16年(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进军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驱逐军阀势力，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进一步高涨。同年，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电呈南京政府，指出外国轮船在长江行驶，为不平等条约所致，尤其在北伐战争期间，长江上华轮停驶，外国轮船乘机深入内港，垄断长江航运，“妨碍我航权甚大，若不设法制止，则外海内江航运业完全为外人操纵，于国计民生影响甚巨”。因此，虞和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命令各海关监督，严行禁止外轮在非通商口岸城市武穴、安庆、大通、通州等处运载货物，“以保航权，而恤商艰”。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外交部驻安徽交涉员郭泰祯“遵照办理”。
郭泰祯接到外交部电令后，分别通知安庆市公安局、大通公安局及怀宁、铜陵两县县政府，要求调查外轮在安庆、大通停泊和上下客货情况。根据安庆、大通、怀宁、铜陵的报告，郭泰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称“安庆、大通两处均有外轮到埠装货物”，两地虽为内地处所，非通商口岸，但符合《中英烟台条约》中第三款”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均用民船起卸”。因此，他请示国民政府外交部，“究竟对于该两处之外轮停泊，用民船起卸货物应否仍认条约效力?抑须迳行取缔之处”，给予明确的具体指示。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很快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华与西方列强合作，完全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故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告安徽交涉员郭泰祯，“关于外轮在安庆、大通等处停泊，上下客商货物同民船起卸一节，载于《烟台条约》，应准依照办理”等等。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废除外轮在安庆、大通等长江内地非通商口岸停泊权的计划遂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