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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 产 关 系
一、土改前土地占有状况
建国前，本县土地多为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据1950年统计，地主、富农人口总数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其土地总数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7％；而占全县人口总数近46％的贫、雇农，其土地总数不及全县土地总数的0.5％。
1950年土改前土地占有情况表
其时，广大贫苦农民多承租地主、富农的土地，实行租佃经营。出租户称“东家”，承佃人称“佃户”。佃户承佃前与东家签定租约，并交纳押金（不计息），每年按租约规定交地租。本县通行的地租形式，多为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极少。据民国8年（1919）调查，实物地租一般为每亩年交稻谷1石4斗（民国20年前后为每亩200斤左右），货币地租为每亩年交银元5角，当时佃户终年劳动所得，约为收获的5成（含种子）。荒歉年份，佃户请东家到田头察看收成，酌情按实收的四六、对半或倒四六分成。此外，佃户每年得向东家敬送“租鸡”，请吃“租酒”。贫苦农民还受高利贷剥削。每当青黄不接，农民缺乏口粮时，地主、富农趁机大放稻谷，春放1担，秋收2担，利息叫做“大加一”不少人因负债（租）过重，无力租佃耕种，而沦为佣工。民国8年调查：“雇佣劳动，遍于四乡。佣工有长工、月工、日工，年均工资十四五元”。自耕农亦常受封建债务及其他方面的剥削而破产，将自耕的土地出卖或典当给地主、富农，结果沦为佃农。其时，农田水利失修，贫苦农民多缺耕牛、农具及生产成本。作物产量极低，民国30年统计，本县粮食亩产年均250斤左右，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40斤以下（包括种子），广大贫苦农民，生活贫困。
二、土地改革
1950年8月，本县在庙前区华源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1月，在杨田、蓉城、石堰3个区的15个村进行土改；12月全县展开。翌年3月4日，完成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及财产等工作；至10月底，完成128个村和4个街道的土改复查、整籍发证、组织生产等土改任务，全县土改工作全面结束。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以村为单位进行。全县128个村和4条街道分为3个类型（按群众发动程度、封建势力消灭程度和政策执行程度）：第一类型49个村；第二类型56个村；第三类型26个村。分3期完成。第一期完成40个村；第二期完成52个村；第三期完成39个村，进行中划分了阶级成份，划为地主的1624户、半地主163户、富农488户、佃富农29户、中农8601户、贫农13879户、雇农2428户、小土地出租1050户、自由职业133户、手工业1330户、工商业173户、小商贩168户、贫民53户、工人51户、其他成份2660户，合计32830户。
土改中，全县没收地主和征收公堂及富农出租的土地共167445.7亩，没收地主多余房屋12044间，粮食8446.7担，大型农具17638件，耕牛1160头，均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配给贫苦农民。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亦按家庭人口分得同等一份土地。土改后，地主分得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3.48％，富农分得的土地占总数5.27％，中农、贫雇农分得的土地占79.7％；人均占有土地2.05亩；其它阶层土地占11.56％。从而结束了封建地主占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改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自主经营，劳动所得除交纳农业税外，全归己有。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农村出现开垦荒地、精耕细作的生产热潮。1951年，全县耕地由1949年的276754亩，增加到296881亩，主要农产品总产量比建国前夕增长20％以上。
全县132村（街道）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简表
三、农业互助合作
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3月，木镇农民伍明树，带领6户农民组建本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至年底，全县有常年互助组27个，组员288户；临时互助组230个，组员1554户。入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3％。至1953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702个，临时互助组发展到1694个，入组农户共20217户，占农户总数61％以上。
互助组按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结合。其经营形式是，土地属农户所有，劳动换工互助，耕牛、农具互通有无，协商计酬。生产互助，解决了农民缺少耕牛、农具、劳力等困难，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12月，木镇伍明树、朱胜才两个互助组，率先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翌年3月，建立伍明树初级农业社，入社农民11户，34人，入股生产资料有水田83.4亩，旱地6.8亩，耕牛2头，大农具12件。至年底，全县建有3个初级社，入社农户31户。1954年发展到28个，304户。1955年，发展到167个，3167户。入社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9.4％。同年，全县919个临时互助组和1158个常年互助组，多在酝酿转社。
初级社一般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成的，实行土地入股，开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其经营形式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社员将其私有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和使用。土地参加分红，耕牛农具评价归社。男女劳力由社统一分工，集体劳动，评工记分。生产费用和公共积累统一提留，税金统一缴纳，产品统一分配，一般土地占40％，劳力占60％。其分红办法，一般实行午季预分，秋季决分，绝大多数初级社增产增收。
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9月，本县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试办木镇、老田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至年底，发展到191个（有初级社118个并存）。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238个（含渔业社1个），初级社4个，入社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99.6％。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其经营方式是，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由社统一经营调配；劳力统一分工，集体劳动，评工记分；产品收益由社统一分配；农业税、统购粮油由社统一缴纳。其分配办法是，在总收入中扣除税金、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等各项费用，所余部分（一般为总收入的70％左右）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农户劳动工分进行分配。自留地收入归己。
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要求过急，进程过快，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部份农民思想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富裕农户收入有所下降，其中少数人要求退社。
四、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兴起大办人民公社运动。9月，九华人民公社成立，10月，相继建立9个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体制，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社初期，公社无偿调用劳力和生产资料，一度推行“生产组织军事化”，按营、连、排编制组织男女劳动力；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各队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1959年，实行公社、大队两级核算，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按人头占70——80％，工分占20——30％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年至1960年，“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泛滥，农村劳动力一度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严重减产，群众口粮普遍短缺。1961年6月起，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并退赔了平调物资及现金。翌年，全县确立“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1965年起，全县各地先后大规模开展以治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69年后，部份生产队推行大寨式政治评工方法（按政治表现，不按劳动数量与质量），导致干活“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有些地区还缩减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和畜禽饲养。不少社队为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而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或毁桑麻改种粮食作物。本县农村人民公社的规模，历经几次调整。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建制。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1年3月，本县有96％的生产队推行“责任田”，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当年，全县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7.4％，单产增加24％。1963年，“责任田”制被取消。
1979年12月。陵阳公社分流大队第一生产队，有6户社员率先实行包产到户；酉华公社金元、良山、张山、西冲山等4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至1980年8月，全县1678个生产队中，有1365个队实行定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超产奖励；289个队实行定额记工；24个队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全县推行农业生产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翌年，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县1829个生产队中，有1819个队实行包产到户，基本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大包干”联产责任制。
家庭承包责任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取消工分分配，实行大包干。在生产经营上，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转为农民家庭所有。承包者以户为单位，与集体签订“双包合同”，对承包的土地有经营自主权，劳动所得，除上交承包土地的农业税、粮油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及统筹费外，剩余部份全归自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统一进行农村规划和农业基本建设，统一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统一安排烈、军属和五保户的生产和生活。包干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加44％，人均收入增加1.24倍，人均口粮增加37.6％；
几个年份农业经济收益分配情况（当年价）
单位：百元
建国前，本县土地多为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据1950年统计，地主、富农人口总数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其土地总数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7％；而占全县人口总数近46％的贫、雇农，其土地总数不及全县土地总数的0.5％。
1950年土改前土地占有情况表
其时，广大贫苦农民多承租地主、富农的土地，实行租佃经营。出租户称“东家”，承佃人称“佃户”。佃户承佃前与东家签定租约，并交纳押金（不计息），每年按租约规定交地租。本县通行的地租形式，多为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极少。据民国8年（1919）调查，实物地租一般为每亩年交稻谷1石4斗（民国20年前后为每亩200斤左右），货币地租为每亩年交银元5角，当时佃户终年劳动所得，约为收获的5成（含种子）。荒歉年份，佃户请东家到田头察看收成，酌情按实收的四六、对半或倒四六分成。此外，佃户每年得向东家敬送“租鸡”，请吃“租酒”。贫苦农民还受高利贷剥削。每当青黄不接，农民缺乏口粮时，地主、富农趁机大放稻谷，春放1担，秋收2担，利息叫做“大加一”不少人因负债（租）过重，无力租佃耕种，而沦为佣工。民国8年调查：“雇佣劳动，遍于四乡。佣工有长工、月工、日工，年均工资十四五元”。自耕农亦常受封建债务及其他方面的剥削而破产，将自耕的土地出卖或典当给地主、富农，结果沦为佃农。其时，农田水利失修，贫苦农民多缺耕牛、农具及生产成本。作物产量极低，民国30年统计，本县粮食亩产年均250斤左右，农民人均占有粮食240斤以下（包括种子），广大贫苦农民，生活贫困。
二、土地改革
1950年8月，本县在庙前区华源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11月，在杨田、蓉城、石堰3个区的15个村进行土改；12月全县展开。翌年3月4日，完成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及财产等工作；至10月底，完成128个村和4个街道的土改复查、整籍发证、组织生产等土改任务，全县土改工作全面结束。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以村为单位进行。全县128个村和4条街道分为3个类型（按群众发动程度、封建势力消灭程度和政策执行程度）：第一类型49个村；第二类型56个村；第三类型26个村。分3期完成。第一期完成40个村；第二期完成52个村；第三期完成39个村，进行中划分了阶级成份，划为地主的1624户、半地主163户、富农488户、佃富农29户、中农8601户、贫农13879户、雇农2428户、小土地出租1050户、自由职业133户、手工业1330户、工商业173户、小商贩168户、贫民53户、工人51户、其他成份2660户，合计32830户。
土改中，全县没收地主和征收公堂及富农出租的土地共167445.7亩，没收地主多余房屋12044间，粮食8446.7担，大型农具17638件，耕牛1160头，均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配给贫苦农民。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亦按家庭人口分得同等一份土地。土改后，地主分得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3.48％，富农分得的土地占总数5.27％，中农、贫雇农分得的土地占79.7％；人均占有土地2.05亩；其它阶层土地占11.56％。从而结束了封建地主占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改后，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自主经营，劳动所得除交纳农业税外，全归己有。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农村出现开垦荒地、精耕细作的生产热潮。1951年，全县耕地由1949年的276754亩，增加到296881亩，主要农产品总产量比建国前夕增长20％以上。
全县132村（街道）土改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简表
三、农业互助合作
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3月，木镇农民伍明树，带领6户农民组建本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至年底，全县有常年互助组27个，组员288户；临时互助组230个，组员1554户。入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5.3％。至1953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702个，临时互助组发展到1694个，入组农户共20217户，占农户总数61％以上。
互助组按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结合。其经营形式是，土地属农户所有，劳动换工互助，耕牛、农具互通有无，协商计酬。生产互助，解决了农民缺少耕牛、农具、劳力等困难，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12月，木镇伍明树、朱胜才两个互助组，率先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翌年3月，建立伍明树初级农业社，入社农民11户，34人，入股生产资料有水田83.4亩，旱地6.8亩，耕牛2头，大农具12件。至年底，全县建有3个初级社，入社农户31户。1954年发展到28个，304户。1955年，发展到167个，3167户。入社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9.4％。同年，全县919个临时互助组和1158个常年互助组，多在酝酿转社。
初级社一般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成的，实行土地入股，开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其经营形式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社员将其私有土地、耕牛、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交社统一经营和使用。土地参加分红，耕牛农具评价归社。男女劳力由社统一分工，集体劳动，评工记分。生产费用和公共积累统一提留，税金统一缴纳，产品统一分配，一般土地占40％，劳力占60％。其分红办法，一般实行午季预分，秋季决分，绝大多数初级社增产增收。
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9月，本县在初级社的基础上，试办木镇、老田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至年底，发展到191个（有初级社118个并存）。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238个（含渔业社1个），初级社4个，入社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99.6％。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其经营方式是，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由社统一经营调配；劳力统一分工，集体劳动，评工记分；产品收益由社统一分配；农业税、统购粮油由社统一缴纳。其分配办法是，在总收入中扣除税金、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等各项费用，所余部分（一般为总收入的70％左右）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农户劳动工分进行分配。自留地收入归己。
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要求过急，进程过快，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部份农民思想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富裕农户收入有所下降，其中少数人要求退社。
四、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兴起大办人民公社运动。9月，九华人民公社成立，10月，相继建立9个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体制，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社初期，公社无偿调用劳力和生产资料，一度推行“生产组织军事化”，按营、连、排编制组织男女劳动力；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各队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1959年，实行公社、大队两级核算，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按人头占70——80％，工分占20——30％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年至1960年，“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泛滥，农村劳动力一度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严重减产，群众口粮普遍短缺。1961年6月起，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并退赔了平调物资及现金。翌年，全县确立“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农业生产有所恢复。
1965年起，全县各地先后大规模开展以治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行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69年后，部份生产队推行大寨式政治评工方法（按政治表现，不按劳动数量与质量），导致干活“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有些地区还缩减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和畜禽饲养。不少社队为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而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或毁桑麻改种粮食作物。本县农村人民公社的规模，历经几次调整。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建制。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1年3月，本县有96％的生产队推行“责任田”，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当年，全县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7.4％，单产增加24％。1963年，“责任田”制被取消。
1979年12月。陵阳公社分流大队第一生产队，有6户社员率先实行包产到户；酉华公社金元、良山、张山、西冲山等4个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至1980年8月，全县1678个生产队中，有1365个队实行定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超产奖励；289个队实行定额记工；24个队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全县推行农业生产包产到户的责任制。翌年，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县1829个生产队中，有1819个队实行包产到户，基本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大包干”联产责任制。
家庭承包责任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取消工分分配，实行大包干。在生产经营上，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转为农民家庭所有。承包者以户为单位，与集体签订“双包合同”，对承包的土地有经营自主权，劳动所得，除上交承包土地的农业税、粮油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及统筹费外，剩余部份全归自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统一进行农村规划和农业基本建设，统一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统一安排烈、军属和五保户的生产和生活。包干到户，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77年增加44％，人均收入增加1.24倍，人均口粮增加37.6％；
几个年份农业经济收益分配情况（当年价）
单位：百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