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营放款业务有当铺和钱庄。当铺是以实物为抵押的放款，抵押品通常为饰物、衣着，主要对象是城乡个人，年利一般在2分（20％）以上。钱庄的对象主要是商家，利率随行就市。
30年代的滁城银行放款方式有：存款透支、抵押放款、出口押汇等。存透为临时活期周转，广泛采用。订立存透合约，客户需觅具中保，保证透支额限内的经济责任；或以实物（动产或不动产）作为保证。存、透利差很大，约达4至6倍。抵押放款的物资有农土产品及进口的外国货，多为栈存于本行仓库内的商品，抗战以前利率约为12‰。抗战后，中国农民银行芜湖分行在滁城设有“农贷通讯处”，督办滁县、来安、全椒、天长农贷业务。由于货币激剧贬值，政局不稳，业务不正常。城市银行放款利率高达50％以上。
滁县解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城市放款，初期按经济成份分类，下分产业。农业放款，初为代理行政发放以实物计数的农贷，1950年介入银行资金。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企业经济体制的变化与发展，以及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先后的转变，银行城乡贷款的资金管理、发放方式，以及对象与用途，历经多次变革。1987年银行贷款统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农业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专项贷款、信托贷款等5大类。各专业银行的放款项目，又各因其资金来源以及对象、用途、期限、地区等，分别拟定。各行之间，相互交叉。1987年底，银行贷款总余额达39991.9万元。
一、工业信贷
滁县解放初，银行对工业贷款，主要是支持个体的手工业生产，以及仅有公营机器生产的大成面粉厂与滁州卷烟厂。贷款发放主要是用于临时的周转资金。1950年末贷款余额为4万元。“三年恢复”（1950～1952年）期中，工业生产小有上升，大多私营手工业者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公营工业更有较大的发展，期末贷款余额达36.5万元，两年中上升9倍。1953年第一个五年（1953～1957年，以下简称）计划开始，国营工业进行清户核资，加强经济核算，银行贷款以支持国营、合作工业为主。
1958年以后，因盲目扩大投资，银行实行“全额信贷”，1958、1959、1960年3年中贷款猛增20倍。工业产值数字虽有上升，但大多皆属虚假，银行贷款不少成为呆帐。1961年，经过清理整顿，1962年末贷款下降到200万元。“三年调整”期间，贷款持续下降，1965年，余额较之期初再减1／2。“三五”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影响，银行工业贷款大幅度增长，5年增加7倍。“四五”开始至1978年的8年中款额度起伏不大，年均余额均在4万元左右。
1978年以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新增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化工、电子、建材、轻纺企业。1987年全部工业总产值近4亿元，为1978年的8倍。为适应工业的发展，银行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并改变以往信贷吃大锅饭的状况，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方针，把企业分为一、二、三类，按情况分别为优惠贷款、适当贷款、管紧贷款、逾期罚息、加息。种类分为：生产周转贷款、积压物资贷款、超计划贷款、大修理贷款、结算贷款、技术改造贷款等6种。1987年底工业贷款余额12477万元，较之1978年增加8倍。
二、商业信贷
民国时期，钱庄、银行放款，皆以商业为主要对象。不分行业、用途，只凭信用及物资保证。抗日战争以前利率比较稳定，不分对象用途，一律为月利12‰。信用贷款，大多采用“存款透支”方式；抵押贷款，大多为栈存在银行仓库内物资及在途商品。战时，银行撤迁，私人钱庄放款情况无考。战后，货币激剧贬值，放款业务力求紧缩，临时拆借，月息最高至150‰，甚至以日计算。民国37年（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后，滁城中国银行已无放款。
滁城解放初，市场萧条，仅有随军进入的国营利华公司（百货公司前身），经营一揽子贸易，随后发展有花纱布、粮食、盐业等公司。私营商业大多为小商小贩，几家较大商家，亦为批零兼营。开始国营商业实行贸易金库制度，银行对商放款主要是以恢复私营商业，用以调剂市场，保障供给，1949年底的余额不足万元。1950年春，对私放款强调保本自给，调高利率，扩大放出，全年私贸放出4.7万元，第一季度即占90％。下半年紧急刹车，只收不放，年末余额压缩到0.46万元；其中，质押500元，出口押汇4100元。1951年，扩大国营、合作商业阵地，对私实行限制改造，改以往私批私零为公批私零，改以往私商外地批发为就地批发，逐步紧缩对私放款。1953年对私贷款提出：“守法从严，违法不贷，外埠进货从严，本埠进货从宽”的方针，商业贷款主要是支持国营及供销合作社。同年，国营商业取消贸易金库制度，实行国营短期放款（后改为财政收支扎差办法），国营商业与银行建立了信贷关系，放款幅度逐步增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余额达977万元，贷款对象主要是国营及合作社。期间对私改造完成，私商放款近于停止。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商业贷款实行“全额信贷”，信贷资金敞口供应，以致信贷资金严重浪费。1961年，银行协助企业进行“三清”（清物、清资、清帐），加强信贷管理，改变“全额信贷”，当年底贷款余额下降了40％。“三年调整”期中，紧缩财政支出，控制货币发行。1963年实行资金分口管理，存贷分户管理，信贷管理趋于严格。至1965年，年末贷款余额降至1438万元，同时商品零售额及农产品采购有所回升。
“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管理受到冲击，对部分物资实行进货贷款、销货还款办法，1970年商业信贷达2509万元，创解放以后的前20年中最高水平。之后，逐年持续上升，1978年余额5384万元，8年中增长1.1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品生产、流通出现新兴势头，银行放款在大力支持国营商业、合作商业的同时，恢复支持私营、个体商业的发展。在信贷资金的掌握上，根据“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方针，严格按照资金掌握贷放。1987年末商贷余额18247万元，比1978年增长3.39倍。
几个年份滁州市工商业信贷余额表

三、农村放款
民国前期，银行与一般农户很少往来。民国20年（1931年）大水，华洋义赈会结合赈灾，组织农民互助社办理工赈。民国25年，国民政府在农村推行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以互助组、社为对象，开办贷款业务，后因抗战而中止。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中国农民银行在滁城设立“农贷讯问处”，整顿恢复战前互助合作组织，发放农贷，但因政局紊乱，货币激剧贬值，业务无所发展。
解放后于民国3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一分区拨出大米50万公斤用作农贷（重点是盱、凤、定、嘉沿淮灾区），由县、区、乡人民政府逐级下发。6月后，中国人民银行滁州支行成立，接办农贷事宜。10月，银行内设农贷课，组成有70多人的农贷工作队，按时下到各县、区、乡办理农贷收放工作。1950年，人民银行滁州支行（后改为中心支行）内设营业部，营业部下设“农村金融”组，专司境内农贷收放工作，随着乡镇银行机构的增设和信用合作组织的发展，农贷干部和帐据管理权下放到乡镇营业所。1981年以后，银行农村放款与信用社放款分道并流。
解放初期，贷款对象以农户为主，或以组立据，责任到人。1953至1978年的20多年中，贷款以社、队为主。个人基本停止。1979年以后，乡镇企业和专业户蓬勃兴起，贷款对象随之转变。
1978年以前，农贷收回与发放侧重于春夏贷放，秋冬收回；1979年以后，乡镇企业贷款骤增，农村多种经营发展迅速，农贷收放时间转入常年皆有。由于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不少贷款发生呆滞滥帐。1961年，全县豁免贷款222万元（其中银行189万元、财政13万元、信用社20万元）。“文化大革命”时期到1978年，沉淀贷款达439万元，经过清理整顿，减免131万元。
对于农贷资金的管理，初按上级行拨给的专项指标，强调专款专用。1981年改为“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多存多收多放。
自1950至1987年，共放出各项贷款14252万元，收回12096万元（包括历次减免）。其中1950至1978年，只放出3789万元，而1979至1987年就放出10463万元，后9年为前29年总和的2.76倍。1987年底余额2156万元，为1978年的4.9倍。
国营农业贷款银行对国营农业贷款始于1955年，主要是凤凰洼水库工程项目20.8万元。以后两年无大进展。1958年“大跃进”，贷出56.3万元。“四五”期间至1978年的近10年中，国营农业贷款几乎停顿，年终余额长期稳定在万元以下。1978年以后，由于国营农业移交地方以及国营的农、林、牧、渔场和其所属的工商企业、供销企业、场办工厂、副业的发展，收、放数字年年大增。1979至1987年的9年中，计放出505万元，为前24年的171％；余额188万元，为1978年的313倍。
农业社队集体贷款新中国建立前，曾有“烟产社”、“运销社”等名目的贷款。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对集体贷款开始按用途分项，分为水利，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多种。1954年归类为生产设备与生产费用两大项，设备利率低于费用利率。1986年统并为“集体贷款”。1954至1987年的34年中，放出农业集体贷款共计3905万元，收回3640万元，余额265万元。
农户贷款解放初的“三年恢复”时期，农业贷款主要以户为对象，对互助组的贷款，以组立据，亦责任到户，主要用以帮助有生产能力的贫下中农恢复和发展生产。1950至1953年放、收、余额占全部农贷的100％。1954年后，随着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为帮助10835户贫下中农缴纳入社股金，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至1956年累放贷款25.67万元。1958年以后这部分贷款大多转归公社，给予减免。“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只收不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分户承包，农户贷款恢复。特别是其中一些需求较大的专业户、重点户，银行给予积极支持。1950至1987年累计贷款412万元，其中前4年为114万元，年均28.5万元；1954至1978年为59万元，年均仅为2.4万元；1979至1978年为240万元，年均46万元。
乡镇企业贷款始设于1959年。在此之前只对农村集镇的集体或个体经营的修造铁、木农具和农副产品加工发放有关贷款，视为农村副业中的一个项目，占整个农贷比例很小。1959年随着社队“大办工业”的需要，开始单设，但放、收数字仍然不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1959至1978年累计放出仅312万元，收回280万元，余额32万元，占同期同农贷总余额7％。1979年开始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银行调整贷款投向，至1987年，9年中为乡镇企业放出贷款480万元，为前20年总和的150％，占同期农贷总额的22％。1987年底余额1572万元，占同期农贷总余额72％。
支持信用合作社贷款为了支持信用社合作组织的发展，1952年银行开始为信用合作组、社发放贷款，用以支持其自有资金的不足。1952至1978年的27年中，放款150.4万元，年均5.7万元。1980年开始，银行把农业生产社、队集体贷款和个人贷款统一归信用社“一口出”，信用社自有资金不足，银行给予贷款支持，支持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大幅度上升。1987年底余额达108万元，比1978年上升12.5倍。
1950～1987年滁州市农业贷款放出、收回、余额表

四、基本建设拨款与贷款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增商业、运输等基础设施，兴办文化卫生教育，改进人民居住条件，先后由国家、地方拨出了大量建设资金。1961年以前，建设银行尚未成立时，基建拨款皆由县级财政部门管理，人民银行办理支付。中国建设银行滁县专区支行成立后，兼办滁县基建投资拨款，监督发放。1979年后，建行改变以往的无偿拨款为贷款，除行政单位和无盈利的事业单位以及国家指定项目仍为拨款方式外，其余均用贷款方式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自1958至1979年共为4070.5万元。
基本建设贷款的资金来源：国家财政拨款改贷款、地方自筹、银行信贷。1962年，开办“地方特种放款”，1964年增加“更改措施贷款”，1965年增加“出口工业品贷款”。1979年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改贷”后，境内较大工程有：蚌埠～滁县～西梁山、蚌埠～滁县二回路、滁县～南京热电厂等3项220千伏输变线路工程，总贷放754万元（包括利息），至1986年全部收回。
附：民间信用
高利贷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高利贷多为地主、富商，利息常年在3分以上，甚至高到10分。民国34年（1945年），滁城放高利贷者的不下60余户，到民国37年，乌衣、沙河、章广、黄泥等集镇皆有放高利贷者，均达百户之多。高利贷的种类多种多样，有标会、卖青苗、典当（个人之间的房地产）。现金借贷有：印子钱、堆子钱（或叫八壮十、九壮十）、驴打滚（复息）。归还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实、借实还钱等。新中国建立后，放高利贷日趋隐蔽和减少。80年代后，农村高利借贷开始复活。
民间借贷亲邻友好之间相互借贷，大多为无利或低利。还有采用“邀会”形式的借贷方式，成员通常在8至10人左右，称“八仙会”、“九老会”和“十姐妹会”等。滁城1962年食品厂、面粉厂的66名职工组成6个会，会金每人每月5元。80年代以后，亦有因婚、丧、盖屋等为改善生活而求助于借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