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购销
收购
解放初年，商品粮自由买卖，一些私商经常抢购囤积居奇，妨碍了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为杜绝这种现象，1953年11月，根据国家规定，本县取消了粮食(包括油脂、油料)自由贸易，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当年的做法是：由农民自报公议，出榜公布，三榜定案；一榜为农民自报可以出售的余粮数，二榜公布群众评议的意见，三榜正式宣布各余粮户需出售余粮的数量。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17618万斤，连同农业税在内，征、购共入库7703万斤，其中净购5847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506斤。
1954年，粮食统购改用“四定”办法，即以农户为单位，定常年产量，定自留量、定出售量，达不到自留量标准的，作为缺粮户核定供应量。
1955年，粮食统购根据国务院《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采用“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形式确定统购任务。具体做法是：以农业户为单位，在核定常年产量的基础上，除去口粮、种籽、饲料粮、机动粮和应交的农业税，余粮即为统购任务。“三定”后，统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为做好“三定”工作，县委培训骨干160名，组成区、乡、村三级评委会712个，参加这项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共有4342人。通过“三定”工作，确定全县平均口粮标准为467斤，最高484斤，最低445斤。“三定”结果，核定全县常年产量为21707万斤，年统购任务5600万斤。至1957年，三年统购入库粮食25197万斤。和统购任务相比，1955年超过3119万斤，1956年超过528万斤；1957年完成10360万斤，超额4760万斤。
1958年，“三定”工作实行包干制，统购任务采取逐级分配办法。是年，上级分配本县1.2亿斤，县委加码8000万斤，向公社分配2亿斤。这一年，因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统购单位由户相应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当年，正值粮食收获季节，农业劳力被抽调大炼钢铁，庄稼因缺人收割，丰产未能丰收。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全年统购入库9250万斤，加上农业税共入库11189万斤，按后来调整的年粮食总产20752万斤(当年曾上报年产8.4亿斤，亩产1036斤)计算，农业人口连同种子在内，人均留粮450斤，开始购了“过头粮”。
1959年，经过反“右”倾斗争，“浮夸风”更加严重。在粮食统购中，不少人因抵制“五风”(见农业章注)而受到批判，从而导致当年又一次购了“过头粮”。当年共入库粮食6850万斤(其中征收农业税1989万斤，统购4861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237斤，给农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春节以后，农村各地相继发生浮肿病，进而出现饿死人现象，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比较严重，许多妇女还因此得了子宫脱垂症。
1960年揭发批判“五风”后，统购“过头粮”的错误得到纠正。这一时期，工业品供应发生紧缺，为促进粮食收购，从1961年4月起，对出售余粮的社队给予奖售工业品待遇。1963年，对已完成统购任务的丰收社队，又用高价(高于统购价格)协商议购和用工业品换购等办法来鼓励交售。当年全县在计划外议购入库粮食918万斤，换购入库264万斤。
1965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本县粮食统购任务重新恢复为1955年的5600万斤，实行一定三年不变。同时对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具体办法是：完成统购任务后的丰产社队再交售余粮，按交售数量，一半给予加价，另一半奖售物资。不久，随着工业品供应的缓和，超购的粮食全部实行加价政策。
1971年，粮食“三定”由一定三年不变改为一定五年不变，统购任务调整为5700万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除大幅度调整收购价格和恢复议购外，统购任务接连四次下调，1979年由上年5700万斤调为5520万斤，1980年调为5498万斤，1981年调为4635万斤，1982年调至4565万斤。经过四次调整，1982年统购任务~1978年减少1135万斤。
1985年4月，粮食(包括油脂、油料)取消统购办法，改为合同订购，订购数量一年一定。
在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中，本县收购的粮食共入库11.91亿斤，平均每年收购3970万斤；最高的为1957年，收购总量为10360万斤。1980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随着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收购量也大幅度上升。到1985年，6年收购粮食12.44亿斤(包括议购2488万斤，平均年收购2.07亿斤)，为前30年收购总和的104.5%。1984年，全县收购粮食31474万斤，比历史上最高的1957年超出21114万斤，等于1979年收购量的5.5倍，创历史最高纪录。1985年，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嫌卖粮食便宜，将其部分转化为饲料，发展畜牧业，加上议购议销范围扩大，当年收购粮食23648万斤(包括议购597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1040斤)，比1984年减少7856万斤，下降20.4%。
统购开始后，油料收购任务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1980年至1985年，六年收购油料折油脂2983.24万斤，比1957至1979年23年收购总和超出1809.75万斤。1982年全县收购芝麻301.81万斤，油菜籽2396.49万斤，花生仁(花生果折)141.11万斤，总计折油脂1004.79万斤，为1979年的6.8倍，三个品种的入库量均为本县历史最高纪录。
销售
解放初期，粮食自由贸易。1953年11月，随粮食统购开始实行粮食统销。统销业务由国营粮食部门办理。
统销开始初期，粮食部门按计划指标销售城镇供应粮。1955年8月，按照国务院《城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粮食统销采取按人分等定量办法，凭证销售，节余归户所有，并印发粮票进行流通。当年，城镇人口定量标准(大米)为：体力劳动者每月33～50斤；公职人员(包括合营、合作企业职工)每月30斤；中学生每月32斤；居民25斤；儿童3周岁以下的每月7斤，3～5周岁者13斤，6～9周岁的20斤。1956年，每人月定量标准又调整为：体力劳动者29～49斤；县城所在地的公职人员28斤；县城以下的31斤；居民25.5斤；婴幼儿童10周岁以下的9～22斤。
实行计划供应后，本县1953年至1957年三年供应城镇用粮4190万斤，平均年销售1396万斤。1958年，由于大办工业，非农业人口由1957年1.89万人增至3.2万人，当年城镇粮食销售1973万斤，较上年增多603万斤，增长44%。城镇人口的猛增，给粮食供应增加了压力。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除精减城镇人口外，粮食供应一面压缩定量，一面采取以细粮带粗粮的办法，用大麦面、山芋干、豆饼等作为供应粮搭配销售。随着粮食情况的逐步好转，1965年基本恢复原定量水平。
1974年，城镇供应定量开始执行新标准，直至1985年未变。具体定量标准为：公职人员县城每月30斤；县城以下的32斤；儿童2周岁以下的每月12斤，2～4周岁的16斤，6～8周岁的22斤，8～10周岁的25斤。上述各类人员比前定量标准普遍增加1.5～2斤。体力劳动者区别不同工种又恢复32～55斤。
食油统销后，城镇供应人均等量供应，节日适当增加的办法，各时期标准不一；1985年定量为每人每月5两，另有议价油补充销售。
城镇酿酒、制酱和豆制品生产用粮，统销后实行计划分配，饮食、糕点业凭回笼粮票购粮，食油随粮按比例供应。
农村销售实行一年一定。1953年至1979年，总计返销口粮、种子44329万斤，平均每年1461.8万斤。1980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返销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到1985年，2年共返销粮食3405万斤，平均每年为567.5万斤。其中1985年返销264万斤，是建国以来返销数量最低的年份。在对农村返销中，以1975年为最多，当年发生大水灾，连同救济在内返还农村粮食4858万斤，为来安历史上最高纪录。在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紧缺，总计供应农村4245万斤，人民群众主要依靠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多种瓜菜、刻苦生活，战胜由于“五风”而造成的生活困难。
粮价民国8年(1919年)，本县稻谷收购价每石1.60元，销价2.00元；小麦收购价每石2.30元，销价2.70；玉米每石收价1.60元，销价2.00元；黄豆每石收价2.00元，销价2.20元：芝麻每石收价7.00元，销价7.5元。
民国19年，按100斤计算，籼稻旺季1.94元，淡季5.91元；小麦旺季3.56元，淡季5.79元；玉米旺季2.48元，淡季5.31元；黄豆旺季3.05元，淡季4.48元；大米旺季3.39元，淡季10.07元。淡旺季相比，淡季高于旺季40～200%。
民国36年，由于通货膨胀，6月份大米每石价值金元券23.1万元，11月份每石64万元，12月份94万元，次年元月每石涨至114万元。
解放初期，国营粮食部门采用大量收购、适时调进、灵活吞吐的办法控制粮价。1952年，本县谷物每百斤收购价：稻子为5.70元，小麦7.45元，玉米5.00元，黄豆6.8元，芝麻17.30元，季节差价为10%左右。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后，粮价由中央和省进行分级管理，相应地制定了统购价和统销价。是年，本县稻谷统购价每百斤6.60元，小麦8.90元，玉米6.00元，黄豆8.45元，芝麻17.60元。五种谷物每百斤收购价总值比1952年高15.6%，统销价格取消了季节差，实行常年一价；标二籼米每百斤销价为10.40元，麻油45.40元，菜籽油39.50元，豆油43元，花生油43元。
1961年，统购价进行第一次大调整，按100斤计算，稻谷由6.60元调至8.30元，粳稻由7.50元调至9.70元，小麦由8.70元调至11.40元，玉米由6.80元调至8.50元，综合平均调高幅度为27%。统购价格调整后，统销价格未变，购销价格开始倒挂，倒挂部分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
1963年，为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对农村返销粮由原执行统销价改为与统购价相持平。
1965年3月，城镇统销价格调高与统购价持平，调整后，国家对职工每月实行定额补贴。同年，对收购社队计划外的余粮(包括油料)实行加价。加价办法，以统购价为基数，提高30%。
1966年，第二次调整粮、油作物收购价格，以袖稻、粳稻、小麦、玉米、黄豆等五种主要谷物计算，平均上调14.7%。调整后，统销价格随之相应调整，实行购销同价。
1979年，第三次调整粮油作物收购价，在1966年价格的基础上，平均提高20%；超购计划外的余粮，按照新的统购价格增加50%。调整后，统销价格未变，购销价格第二次出现倒挂。
1983年，油料作物收购执行四六比例价，即按交售数量，四成执行统购价，六成按超购价计算。
1985年，粮、油作物取消统购办法后，除在市场议价收购的部分外，统一执行比例价。具体作价比例为：稻谷、玉米、花麦、白麦三成执行统购价，七成执行超购价；红小麦、糯稻按四六比例，油料仍按四六比例作价办法不变。
本县粮食收购价格，以1952年为基础，秈稻，小麦、玉米、黄豆四种谷物百斤收购价总值为24.95元，1985年(比例价)为136.58元，上升442%。城镇统销价，1953年百斤大米、麻油总值为55.80元，1985年为90.90元，上升62%。
附1：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粮食购销情况表
附2：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油料、油脂购销情况表
附2：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油料、油脂购销情况表
解放初年，商品粮自由买卖，一些私商经常抢购囤积居奇，妨碍了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为杜绝这种现象，1953年11月，根据国家规定，本县取消了粮食(包括油脂、油料)自由贸易，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当年的做法是：由农民自报公议，出榜公布，三榜定案；一榜为农民自报可以出售的余粮数，二榜公布群众评议的意见，三榜正式宣布各余粮户需出售余粮的数量。这一年全县粮食产量17618万斤，连同农业税在内，征、购共入库7703万斤，其中净购5847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506斤。
1954年，粮食统购改用“四定”办法，即以农户为单位，定常年产量，定自留量、定出售量，达不到自留量标准的，作为缺粮户核定供应量。
1955年，粮食统购根据国务院《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采用“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形式确定统购任务。具体做法是：以农业户为单位，在核定常年产量的基础上，除去口粮、种籽、饲料粮、机动粮和应交的农业税，余粮即为统购任务。“三定”后，统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为做好“三定”工作，县委培训骨干160名，组成区、乡、村三级评委会712个，参加这项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共有4342人。通过“三定”工作，确定全县平均口粮标准为467斤，最高484斤，最低445斤。“三定”结果，核定全县常年产量为21707万斤，年统购任务5600万斤。至1957年，三年统购入库粮食25197万斤。和统购任务相比，1955年超过3119万斤，1956年超过528万斤；1957年完成10360万斤，超额4760万斤。
1958年，“三定”工作实行包干制，统购任务采取逐级分配办法。是年，上级分配本县1.2亿斤，县委加码8000万斤，向公社分配2亿斤。这一年，因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统购单位由户相应改为以生产队为单位。当年，正值粮食收获季节，农业劳力被抽调大炼钢铁，庄稼因缺人收割，丰产未能丰收。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全年统购入库9250万斤，加上农业税共入库11189万斤，按后来调整的年粮食总产20752万斤(当年曾上报年产8.4亿斤，亩产1036斤)计算，农业人口连同种子在内，人均留粮450斤，开始购了“过头粮”。
1959年，经过反“右”倾斗争，“浮夸风”更加严重。在粮食统购中，不少人因抵制“五风”(见农业章注)而受到批判，从而导致当年又一次购了“过头粮”。当年共入库粮食6850万斤(其中征收农业税1989万斤，统购4861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237斤，给农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春节以后，农村各地相继发生浮肿病，进而出现饿死人现象，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比较严重，许多妇女还因此得了子宫脱垂症。
1960年揭发批判“五风”后，统购“过头粮”的错误得到纠正。这一时期，工业品供应发生紧缺，为促进粮食收购，从1961年4月起，对出售余粮的社队给予奖售工业品待遇。1963年，对已完成统购任务的丰收社队，又用高价(高于统购价格)协商议购和用工业品换购等办法来鼓励交售。当年全县在计划外议购入库粮食918万斤，换购入库264万斤。
1965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粮食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本县粮食统购任务重新恢复为1955年的5600万斤，实行一定三年不变。同时对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具体办法是：完成统购任务后的丰产社队再交售余粮，按交售数量，一半给予加价，另一半奖售物资。不久，随着工业品供应的缓和，超购的粮食全部实行加价政策。
1971年，粮食“三定”由一定三年不变改为一定五年不变，统购任务调整为5700万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除大幅度调整收购价格和恢复议购外，统购任务接连四次下调，1979年由上年5700万斤调为5520万斤，1980年调为5498万斤，1981年调为4635万斤，1982年调至4565万斤。经过四次调整，1982年统购任务~1978年减少1135万斤。
1985年4月，粮食(包括油脂、油料)取消统购办法，改为合同订购，订购数量一年一定。
在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中，本县收购的粮食共入库11.91亿斤，平均每年收购3970万斤；最高的为1957年，收购总量为10360万斤。1980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随着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收购量也大幅度上升。到1985年，6年收购粮食12.44亿斤(包括议购2488万斤，平均年收购2.07亿斤)，为前30年收购总和的104.5%。1984年，全县收购粮食31474万斤，比历史上最高的1957年超出21114万斤，等于1979年收购量的5.5倍，创历史最高纪录。1985年，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嫌卖粮食便宜，将其部分转化为饲料，发展畜牧业，加上议购议销范围扩大，当年收购粮食23648万斤(包括议购597万斤，征、购后农业人口人均留粮1040斤)，比1984年减少7856万斤，下降20.4%。
统购开始后，油料收购任务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1980年至1985年，六年收购油料折油脂2983.24万斤，比1957至1979年23年收购总和超出1809.75万斤。1982年全县收购芝麻301.81万斤，油菜籽2396.49万斤，花生仁(花生果折)141.11万斤，总计折油脂1004.79万斤，为1979年的6.8倍，三个品种的入库量均为本县历史最高纪录。
销售
解放初期，粮食自由贸易。1953年11月，随粮食统购开始实行粮食统销。统销业务由国营粮食部门办理。
统销开始初期，粮食部门按计划指标销售城镇供应粮。1955年8月，按照国务院《城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粮食统销采取按人分等定量办法，凭证销售，节余归户所有，并印发粮票进行流通。当年，城镇人口定量标准(大米)为：体力劳动者每月33～50斤；公职人员(包括合营、合作企业职工)每月30斤；中学生每月32斤；居民25斤；儿童3周岁以下的每月7斤，3～5周岁者13斤，6～9周岁的20斤。1956年，每人月定量标准又调整为：体力劳动者29～49斤；县城所在地的公职人员28斤；县城以下的31斤；居民25.5斤；婴幼儿童10周岁以下的9～22斤。
实行计划供应后，本县1953年至1957年三年供应城镇用粮4190万斤，平均年销售1396万斤。1958年，由于大办工业，非农业人口由1957年1.89万人增至3.2万人，当年城镇粮食销售1973万斤，较上年增多603万斤，增长44%。城镇人口的猛增，给粮食供应增加了压力。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除精减城镇人口外，粮食供应一面压缩定量，一面采取以细粮带粗粮的办法，用大麦面、山芋干、豆饼等作为供应粮搭配销售。随着粮食情况的逐步好转，1965年基本恢复原定量水平。
1974年，城镇供应定量开始执行新标准，直至1985年未变。具体定量标准为：公职人员县城每月30斤；县城以下的32斤；儿童2周岁以下的每月12斤，2～4周岁的16斤，6～8周岁的22斤，8～10周岁的25斤。上述各类人员比前定量标准普遍增加1.5～2斤。体力劳动者区别不同工种又恢复32～55斤。
食油统销后，城镇供应人均等量供应，节日适当增加的办法，各时期标准不一；1985年定量为每人每月5两，另有议价油补充销售。
城镇酿酒、制酱和豆制品生产用粮，统销后实行计划分配，饮食、糕点业凭回笼粮票购粮，食油随粮按比例供应。
农村销售实行一年一定。1953年至1979年，总计返销口粮、种子44329万斤，平均每年1461.8万斤。1980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返销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到1985年，2年共返销粮食3405万斤，平均每年为567.5万斤。其中1985年返销264万斤，是建国以来返销数量最低的年份。在对农村返销中，以1975年为最多，当年发生大水灾，连同救济在内返还农村粮食4858万斤，为来安历史上最高纪录。在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紧缺，总计供应农村4245万斤，人民群众主要依靠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多种瓜菜、刻苦生活，战胜由于“五风”而造成的生活困难。
粮价民国8年(1919年)，本县稻谷收购价每石1.60元，销价2.00元；小麦收购价每石2.30元，销价2.70；玉米每石收价1.60元，销价2.00元；黄豆每石收价2.00元，销价2.20元：芝麻每石收价7.00元，销价7.5元。
民国19年，按100斤计算，籼稻旺季1.94元，淡季5.91元；小麦旺季3.56元，淡季5.79元；玉米旺季2.48元，淡季5.31元；黄豆旺季3.05元，淡季4.48元；大米旺季3.39元，淡季10.07元。淡旺季相比，淡季高于旺季40～200%。
民国36年，由于通货膨胀，6月份大米每石价值金元券23.1万元，11月份每石64万元，12月份94万元，次年元月每石涨至114万元。
解放初期，国营粮食部门采用大量收购、适时调进、灵活吞吐的办法控制粮价。1952年，本县谷物每百斤收购价：稻子为5.70元，小麦7.45元，玉米5.00元，黄豆6.8元，芝麻17.30元，季节差价为10%左右。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后，粮价由中央和省进行分级管理，相应地制定了统购价和统销价。是年，本县稻谷统购价每百斤6.60元，小麦8.90元，玉米6.00元，黄豆8.45元，芝麻17.60元。五种谷物每百斤收购价总值比1952年高15.6%，统销价格取消了季节差，实行常年一价；标二籼米每百斤销价为10.40元，麻油45.40元，菜籽油39.50元，豆油43元，花生油43元。
1961年，统购价进行第一次大调整，按100斤计算，稻谷由6.60元调至8.30元，粳稻由7.50元调至9.70元，小麦由8.70元调至11.40元，玉米由6.80元调至8.50元，综合平均调高幅度为27%。统购价格调整后，统销价格未变，购销价格开始倒挂，倒挂部分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
1963年，为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对农村返销粮由原执行统销价改为与统购价相持平。
1965年3月，城镇统销价格调高与统购价持平，调整后，国家对职工每月实行定额补贴。同年，对收购社队计划外的余粮(包括油料)实行加价。加价办法，以统购价为基数，提高30%。
1966年，第二次调整粮、油作物收购价格，以袖稻、粳稻、小麦、玉米、黄豆等五种主要谷物计算，平均上调14.7%。调整后，统销价格随之相应调整，实行购销同价。
1979年，第三次调整粮油作物收购价，在1966年价格的基础上，平均提高20%；超购计划外的余粮，按照新的统购价格增加50%。调整后，统销价格未变，购销价格第二次出现倒挂。
1983年，油料作物收购执行四六比例价，即按交售数量，四成执行统购价，六成按超购价计算。
1985年，粮、油作物取消统购办法后，除在市场议价收购的部分外，统一执行比例价。具体作价比例为：稻谷、玉米、花麦、白麦三成执行统购价，七成执行超购价；红小麦、糯稻按四六比例，油料仍按四六比例作价办法不变。
本县粮食收购价格，以1952年为基础，秈稻，小麦、玉米、黄豆四种谷物百斤收购价总值为24.95元，1985年(比例价)为136.58元，上升442%。城镇统销价，1953年百斤大米、麻油总值为55.80元，1985年为90.90元，上升62%。
附1：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粮食购销情况表
附2：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油料、油脂购销情况表
附2：
建国后若干年份来安县油料、油脂购销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