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具
民国时期，装卸搬运工具异常简陋，装卸工人一根扁担(或大杠)、一副箩筐、一块搭肩布；跑长途的每人一辆独轮车(俗称狗头车)，工人劳动强度大，运量小，力资低。1952年宣城县城厢搬运工会率先购置40辆轻磅手板车，郎溪、广德、泾县搬运站亦从1954年起开始购置胶轮手推车，逐步淘汰木制独轮车。1958年后，区内公路建设发展较快，搬运市场上出现双轮胎小板车，并很快普及，仅宣城、郎溪两县搬运企业，1965年就有小板车482辆。1958年至1960年，郎溪、广德两县搬运企业购买38匹马，发展畜力运输。1971至1976年，宣城、郎溪、广德、泾县4县搬运企业共购置自制简易机动三轮车26辆，成立机动队。各县搬运企业又从1975年起陆续购置载货汽车，机动三轮车逐渐被淘汰。至1982年，区辖5县搬运业已有载货汽车59辆。1987年又增至119辆，其它机动车14辆，总载货吨位达755吨，挂车47辆，227吨位，人力车(小板车)减少到184辆，载重73.6吨位。机械运输已基本代替人力运输。
1970年前各县装卸作业主要靠人力扛抬。盐包上河时，从船仓到盐仓几百米路程，全靠工人扛。煤炭下河也均仗装卸工人抬。1972至1975年，宣城、新河庄、水阳、梅渚港口码头相继安装吊机(共8台)，大宗物资由吊机操作，散装物资由滑板或跳台装船；同时还配备3至10吨起吊葫芦，装卸大型笨重货物。宣城县搬运公司还专门配备流动吊机和小型货车。1950年车船装卸量仅23.03万吨，1987年，全区车船装卸量达386.6万吨，除部分重点作业区(车站、码头、大厂区)配置一些装卸机械或装卸台外，其他装卸作业仍以人力劳动为主。
二、搬运
民国年间，宣城地区陆路交通不发达，货物运输以水路为主。城镇码头为各类货物的集散地，故围绕城镇码头装卸、搬运的各种劳动者也应运而生。挑、拉、抬等各种搬运手段兼有。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各县以装卸搬运工人为主体，先后成立县级搬运产业工会，并逐步扩展到各主要集镇。从1950年7月至1953年，各县相继成立搬运工人集体经济组织——搬运站。1959至1962年各县搬运站改为县搬运装卸管理所，1964年前后又改为搬运合作社。宣城县于1978年成立搬运公司。郎溪、广德、泾县和宁国4县于1982年先后成立搬运公司(系集体所有制)。
1953年，装卸、搬运行业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的“三统”政策，把装卸与搬运纳入国家运输计划，一切货源必须执行国家统一制订的装卸、搬运价格(力资)。1963年各县交通局派出机构交通运输管理站成立，对民间运输市场实行管理。遇有大宗物资需装卸或运输，由交通运输管理站协调专业与非专业人员进行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运输秩序打乱，“三统”管理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后运输市场开放，乡镇企业自产运销和农村多余劳力转向装卸和搬运业的日趋增多。为适应新形势，全区专业性搬运业除继续从事装卸搬运业务外，还大力开展汽车长、短途运输及其他业务。宣城、宁国两县搬运公司与铁路、公路运输部门开办联运业务。郎溪县搬运公司开办黄砂站、货栈和饭店，多方扩大经营范围。至1987年底，该行业仅生产工具固定资产(净值)一项就达419.7万元，1987年货运量达34.35万吨，周转量2683.08万吨，专职职工2158人。
三、管理
宣城地区专业搬运企业是在搬运工会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经营管理有两种形式：一级核算和二级管理；分级核算和分级管理，基层搬运队自负盈亏。搬运企业建立初期从力资收人中提存15％，工人享受少量医药费，其他均自理。1955年企业实行提留公共积累制度，从总收入中提存30％归集体统一使用，70％属工资分配。1957年企业又以劳力强弱分为3个等级，分别提留。提留剩余部分作为工资分配到人，也有不分等级按一种比例提留的。1962年前后搬运企业分配制度又作调整，有的按人评分，采取“死分活值”方法进行分配，有的只分等级不评分。短途运输除按规定提留外，多劳多得。1964年企业又改行“计税工资”制。工人每月工资额最多不能超过60元，超过部分要征累进所得税，超过越多，所得越少。这种制度虽有利于集体，但严重挫伤工人劳动积极性。1984年始，搬运企业分配制度实行改革，试行经济承包制，多劳多得，将企业经济效益直接与职工切身利益挂钩，调动了工人劳动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