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旅客运输
一、客运设备 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时，安徽境内铁路客运站为砖墙、高窗、瓦椤铁皮顶。各站仅有几间平房做售票、候车、办理行李托运之用，有的用芦席搭顶、围墙，设施简陋。各站有长约200米不等的旅客站台1至2座，一般车站沙土面站台。蚌埠车站内建有旅客天桥1座。当时客车均为木质，车体较短，后有自国外购入的“蓝钢皮”车行经省境。民国4年陇海铁路建成，砀山、黄口等站的站舍为平房建筑。民国11年后，军阀混战，兵祸连年，铁路客运设备破损严重，直到民国24年，仍无甚发展。江南（宁芜）、淮南铁路建成后，客运站舍为平房建筑。淮南铁路各站有长200米旅客站台2座，除合肥站为水泥结构外，其余为土填沙面的简易站台。日本侵略军入侵安徽后，为实现其加速掠夺的目的，扩充站场设备，津浦线增设了大栗园、桃山集、龙王庙（今芦岭）、唐南集、连城、李二庄、张老营、陈营等中间站，但客运设备改善很少。直到1949年，全省各站客运房舍小、站台短、设备简陋的状况仍无改观。合肥、蚌埠、芜湖等站候车室均由芦席搭成。 建国后，全省铁路客运设备得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更新改造。1953～1958年间，先后新建了蚌埠、合肥站的候车室及合肥站旅客站台、雨棚，一些车站用煤渣、矿渣、水泥等材料改造了旅客站台。1966年后陆续建成的符夹、青阜、芜铜等新线的站舍，使全省增加了不同规模的客运设施。1970年后，马鞍山、铜陵、宿县、固镇等站新建了候车室，省滁县、明光站站区迁移，重新建了站舍、站台、地道、雨棚等。1976年，省内长江以北三等以上车站的旅客站台由250米延长到300米至350米，四、五等站站台由150米延长到250米。 1980年后，合肥、滁县、青龙山、阜阳等车站修建了软席候车室，境内陇海、皖赣、阜淮铁路各站按统一标准新建了相应的客运设备。1983年，蚌埠站内旅客天桥被拆除，修建了旅客地道。之后，淮北、涡阳、砀山、固镇、黄口等站也先后新建了旅客地道。1987年起，合肥、蚌埠等站配备了微型电子计算机、对讲机、扩音机等设备，用于票据管理、结帐、行包核算制票、通讯联络、播音放音等。省内始发旅客列车挂有软卧、软座、硬卧、硬座、行李等客运车辆。车厢内配有供暖供水锅炉、电扇、照明等设备，部分软卧车厢配有空调器。是年末，全省有175个车站办理客运业务，其中一等站4个，二等站12个。 安徽省主要车站客运设备见表3－2－8。 安徽省主要车站客运设备表  二、客运组织 〔客车开行〕 清宣统二年八月（1910年9月），先行建成通车的津浦铁路浦口至临淮关段，开行了安徽境内最早的载客列车。随着工程竣工，分段通车，开行了浦口至蚌埠、徐州的区段客车。民国元年（1912年）12月，每周有两对津浦特别快车经过皖境，民国8年3月改为每周1对，民国13年每日3对。民国25年增开的上海至北平（今北京）的直通快车在安徽境内主要站停靠，办理客运业务。同期，江南铁路开行南京至芜湖的旅客列车5对；淮南铁路开行裕溪口至田家庵的旅客列车3对，短途客车1对。日本侵略军占领安徽后，开行的客车很少。民国33年蚌埠铁路修通，开行蚌埠至田家庵间旅客列车1对，民国36年开行蚌埠至合肥旅客列车两对。后因战争影响，旅客列车时开时停。民国38年6月底前，浦蚌间仅开行混合列车1对，维持交通。 民国38年7月，津浦铁路开行3对旅客列车，两对混合列车。同年9月，芜湖至上海的旅客列车开行。1950年4月，全省始发、过境的旅客列车增至10对。1958年后，客流增长很快，始发、直通的旅客列车也随之增加，仅蚌埠车站每天就增开旅客列车6对。1969年9月和1978年4月先后开行了合肥至上海、北京的旅客快车，1981年10月和1986年6月又相继开行了合肥至成都、厦门的旅客快车，各次列车均挂有餐车、卧铺车，形成了省会合肥同首都及其它大中城市联系的纽带。铜陵、淮北、阜阳等站也先后始发了开往上海的快车。1987年底，全省始发的旅客列车28对，运行区段以较大车站为中心幅射省内外，另由上海、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成都、太原、武汉、青岛、福州、南昌等地始发的直通旅客列车44对，经过安徽境内，在主要站停靠办理客运业务。 〔客运计划〕 建国前，安徽境内铁路分线管理，各路开行的客车种类不同，等级不一。车站有多少乘客售多少票，无客运计划组织。 1949年11月18日始，路经省境的直通旅客列车的卧铺票，实行计划发售。1954年起，按铁道部统一组织编制的客流计划、客流图，对直通旅客列车实行票额分配、计划售票。1962年4月起，贯彻执行铁道部“旅客计划运输组织工作方法”，划分计划运输区段，增设了三等以上车站的客运计划员，建立了计划纪律、站台预报、客运调度等工作制度。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旅客计划运输工作制度遭到破坏。1970年8月起，整顿了旅客计划运输组织工作，恢复了客运计划工作制度，合肥、蚌埠等站成立了客运计划室，负责日常客运计划组织工作。1977年11月，津浦铁路客运站遵照铁道部《关于整顿京哈、京沪、京广等线站车客运组织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了旅客计划运输的组织工作。1981年起，省内铁路各站按照计划员提报计划、客运调度员审批计划、计划员下达计划的程序进行客流量调查、分析、预报工作，重点做好民工的输送及庙会、节假日的旅客计划运输工作，形成了各车站按计划售票，趟趟列车有售票计划的旅客计划运输体系。 〔客流组织〕 建国前，安徽境内铁路各线很少进行客流组织工作。民国24年（1935年），津浦铁路开行旅客专车，当年发送游览旅客59358人，翌年，专门组织了旅游、谒圣、星期天一日游专车，车上每日三餐均由铁路供应，中西餐自选，但票价非一般百姓所能负担。 民国38年1月后，全省客流组织工作以运送部队、民工、俘虏为主，仅6～12月间，蚌埠铁路分局就运送人民解放军359261人，民工244660人，俘虏44030人。同年10月，各站开始发售至全国范围的客票，后又发售往返票。1953年后，重点组织了治理淮河的民工运输，到1955年底，先后输送了治理淮河民工45．8万人。同年，针对淮南线旅客早出晚归多，在蚌埠站中转换乘多的特点，在编制列车运行图时，尽量使淮南、津浦线旅客列车紧凑衔接，让中转旅客在蚌埠站不出站即可换乘，及时疏散了客流。1963年3月后，各站以“先长途后短途，先中转后始发，大站照顾小站，始发照顾中转”的原则，进行客流组织工作。1966年11月11日蚌埠站发生因学生串联冲挤抢上车而造成的伤亡事故，死亡12人，伤29人。1979年后，铁路客流量剧增，各主要站根据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通往省内外的旅客列车。同时，将元旦、“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前后各5天，春节前后的各20天，列为节假日运输时间，增加临时旅客列车；为及时输送去滁县、淮北参加庙会的和去黄山旅游的旅客，采用扩大列车编组和增开临时客车的办法，疏散客流，为旅客提供了方便。1981年，全省铁路车站建立了客流组织八项制度：定期进行客流调整；主要站提报次日方向旅客上车计划；按计划售票；集中客流三天前统筹安排运送；站车互报上下车计划；建立客流台帐；编制列车与地方交通接转图；组织排队上下车。旅客进站上车，秩序井然。1987年，全省铁路旅客日均发送量81285人，其中合肥站10187人，蚌埠站11204人。安徽省境内铁路旅客历年发送量见表3－2－9。 安徽省境内铁路旅客发送量表  说明：1951～1964年数据来自《安徽四十年》，1965～1987年数字来自上海、济南铁路局《统计资料汇编》。 三、站车服务 〔车站服务〕 建国前，全省铁路车站除有少数售票人员外，服务人员极少。一般车站只开1个窗口售票，售票时间在开车前1小时，仅售当日车次车票。商办江南铁路为招徕旅客，在沿途主要站设置标有南京、芜湖、宣城等地米价的布告牌，免费为旅客寄存、搬运小件物品，方便了商贾行旅。 民国38年（1949年）7月，全省实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颁布的客运规章，统一了安徽境内各站的客运服务制度，废除了各种不合理规定。1950年较大车站将原来开车前3小时开窗售票改为24小时开窗售票。之后，实行了按方向、分快慢车、长短途、军人、卧铺的多窗口售票办法。按照“全面服务，重点照顾”服务原则，各站制订了清洁卫生包干、分片服务制度，用图表、文艺节目等形式进行旅行常识宣传，组织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优先进站上车。60年代，二等以上车站添置了广播室、市区交通图、导游图等，为旅客提供导向服务，并开展了“八送八代”（为重点旅客送进站出站、送上车、送去医院、送去旅馆、送去汽车站、送到家、送到轮船码头、送上厕所、代购票、代签证、代写向导签、代寄信、代发电报、代买食品、代打电话、代查询）服务活动。同期，主要车站设立了母子、军人、残疾人候车室和问询处、小件寄存处等，昼夜开展服务。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铁路旅客服务制度遭到破坏。很多规章制度流于形式，难以执行。1978年整顿加强了客运服务工作，各站有了服务工作管理规定、办法。1983年，遵照铁道部开展了“三优（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文明路活动要求，铁路主管部门制定了以优质服务为重点的创“三优”评比办法，客运职工以尊客爱货为目标，想方设法改进服务工作。蚌埠、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阜阳等站先后在市内设立售票点，合肥、蚌埠、滁县站还将售票业务延伸到不通铁路的地区，主动为旅客排扰解难。同时，主要客运站候车室设置了商店，站外开办了旅社、饭店等，实行“吃、住、行”一条龙服务，服务工作由单一型向多功能型转化。1987年，全省建成“文明车站”69个，其中合肥、蚌埠站被安徽省命名为文明车站，西寺坡站连续两年被铁道部命名为“津浦线上的一颗明珠”。 〔列车服务〕 津浦铁路营业初期，旅客列车头等（软卧）、二等（软座）车厢配有车僮（列车员），为旅客服务，三等车厢是几个车厢配有一名看车夫负责清扫车厢，三等车厢设备简陋，卫生条件差。商办江南铁路为吸引旅客，则着重于三、四等车的服务，采取一些便利措施。 建国后，全省旅客列车服务工作得到改善。1951年建立了客运服务、车辆、公安“三乘一体”旅客列车乘务制度，实行列车长负责制，蚌埠列车段成立了省内第一个旅客列车包乘组。1956年，按照铁道部“列车包车办法”，制订了乘务规范，统一了车容、卫生、服务标准和作业程序。1958年，蚌埠列车段总结制定的“列车出库卫生十字作业法”，被制成图片展出，在全国铁路推广应用。同期，针对淮南铁路沿线短途农民旅客多、区间距离短的特点，列车服务人员在实践中总结出“五主动”（主动迎接旅客，主动询问有无要求，主动帮助解决困难，主动宣传旅行常识，主动为重点旅客送水送饭）服务方法，深受旅客赞扬。1972年，蚌埠列车段205／206次（裕溪口至徐州）列车女子包乘组服务人员严格执行作业程序和服务规范，提出了“服务中做老人的拐杖、盲人的眼睛、病人的护士、小孩的阿姨、旅客的亲人”的口号，真诚为旅客服务，表现出色。铁道部号召全国旅客列车派代表前来学习，并将其经验向全国推广，收到很好的效果。1978年后，合肥至北京的127／128次旅客列车服务人员提出：工作标准化、作业程序化、语言规范化、行动军事化、管理科学化，对超员旅客实行“三优先”服务，1984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明列车”。1987年末全省共建成“文明列车”8对。 〔餐茶供应〕 津浦铁路营业初期仅旅客快车挂有餐车，有私商承包销售成壶茶水，价格昂贵。民国25年（1936年）8月，江南铁路各次列车均挂有餐车。民国35年，徐州至浦口间只有特别旅客列车挂有餐车，偶尔有茶水供应。建国后，蚌埠、宿县等站开始设立售货组，为过往旅客服务，经销大众化食品，餐车则供应中高档饭菜，满足了不同层次旅客的需要。站车供应收费茶水，规定了段茶、杯茶、白开水等不同的收费标准。1959年始，站车实行免费供应开水，车厢内备有保温桶，由列车员送水或旅客自取饮用。进入60年代，餐车供应以盒饭为主，服务人员送饭到车厢，软硬卧车厢内配备了保温瓶。1972年，205／206次列车餐车供应采用“五零一代一照顾”（供应零饭、零菜、零汤、零酒、零烟、代旅客馏馍、婴儿冲奶粉，照顾重点旅客饮食）的服务方法，重点为广大农民旅客服务。进入80年代，餐车供应以快餐为主，积极经营地方风味食品，并兼营部分商品。1985年后，旅客列车超员严重，站车服务人员利用长途旅客快车在站停留时间，通过车窗为旅客送水，但慢车供水不够正常。1987年，安徽境内的三等以上车站建有售货亭，配有售货车、茶水桶。合肥至北京的127／128次列车还配有少数民族餐具。 四、旅客票价 民国元年（1912年），安徽境内津浦铁路旅客票价每人每英里三等普通客票银0．02元，二等0．04元，一等0．06元。4岁以下儿童免费，4岁至12岁折半。当年，蚌埠站出售头等客票57张，二等客票139张，三等客票45527张。民国10年改按以公里计算。30年代中期，安徽境内的铁路旅客票价，按照各自铁路管理部门制定的等级标准执行，各路基本票价率（以三等票价为基本票价）相差无几，等级加价则各不相同，尤以津浦铁路规定最详。民国25年，津浦铁路票价分为四等，淮南、江南铁路分为五等。当时，田家庵至裕溪口一张三等车票需银元3．21元，可买头等面粉33公斤，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民国35年，旅客票价随物价飞涨。 民国38年7月，全省铁路车站实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颁布的客运运价规章，旅客票价得到了统一。1950年7月，遵照铁道部命令，将沿用多年的旅客票价等级制改为软硬席两级制，降低了旅客票价，缩小了等级差额。后又经过调整，至1956年6月才基本稳定，基本运价率为每人每公里0．0175元，对学生、小孩、残废军人等实行政策性减免。此后，全省铁路旅客票价一直没有变动。1980年1月1日起，对外籍旅客票价按国内旅客票价增加75％。1985年5月15日起，对100公里以内的短途旅客票价上调了36．7％。 五、行包运输 建国前的行李包裹（简称行包）运输业务，车站由行李司事、司磅，列车上由行李司事、司役办理，旅客自带。 自民国38年7、8月起，全省先后办理了负责行李、包裹运输。50年代初期，一度开办了旅客押运和自带的小动物、鱼苗、蚕种等运输。嗣后，对节假日和季节性行包流量、流向进行调查，编制行包运输方案，按“先行李后包裹，先中转后始发，先鲜活后一般，抢险、救灾、支农物资优先和长短途列车分工”的运输组织原则，实行行包计划运输，并制订了“承运、装卸、站车交接、交付”四大作业程序，严格把好各个环节关，减少了行包事故的发生。1962年1月，遵照铁道部制定的《行李、包裹运输工作条例（草案）》开展日常行包业务工作。1963年5月，全省铁路客运部门贯彻执行铁道部《关于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措施》，包裹运输以支农物资为重点，要求做到活的运不死，鲜的运不烂，快装快运，不误农时。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包裹运输一度自理。 1979年开始，加强了行包负责运输和计划运输的组织工作，简化了托运手续，行李随到随运；包裹则按能力分方向定期承运。合肥、蚌埠等站采用了加挂整装行李车的方法，解决中转、鲜活易腐货物等行包流量集中的困难；并在远离铁路的地方开办了包裹代办点。较大车站还开展了办理托运上门，接送货物到家的接取送达业务。1985年5月，按照铁道部规定提高了体轻需要特殊运输条件的包裹的运价。1987年，行包运输呈中转量大于到达量，到达量大于始发量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