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第一“愤青”苏辙

“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1963年4月，朱德委员长游览眉山三苏祠后，即兴题诗，称赞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道德文章，千古风流，堪与峨嵋比高。三苏父子皆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又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特别是苏轼，诗词歌赋，书画文章，无一不精，更是家喻户晓的大才子。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官场沉浮，经历坎坷，“乌台诗案”也让他成为古代文人因文字狱获罪的代表人物。历代文人，特别是年轻气盛的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满腹经纶学问，汹涌澎湃，欲吐之而后快，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英勇气概现代人谓之“愤青”，这也正是年轻苏东坡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形象。然而，说到三苏父子中谁才是真正的“愤青”？那个人还真不是苏轼，这真正的“愤青”非苏东坡弟弟苏辙莫属。

苏轼、苏辙兄弟小时候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性格却差异明显。苏轼明快爽朗，苏辙沉默执着，据此他们的父亲苏洵在庆历七年(1047)为他们取了大名，并特意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轼”为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其貌不扬，却必不可少。“辙”为马车辗过留下的车轮印。苏轼啊，我担心你因不善于装饰自己的外表，而让你受到伤害啊。车会摔坏、马会死，唯有车辙安然无恙。苏辙啊，我知道你是可以免于灾祸的。苏洵解释了自己为两个儿子命名的缘由，对儿子满怀期望与祝愿。其时，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兄弟二人以后的人生轨迹似乎证明了苏洵的先见之明，而“轼”、“辙”这两字也似乎决定了兄弟二人的终身。

车辆纵横天下没有不留下辙印的，但对车辆创建的功劳，车轮印从来也不会参与争夺。车会被摔坏、马终究要死，唯有车辙安然无恙。这车轮印，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苏辙的人生真的如父亲苏洵所言可以安然无恙，可以明哲保身、免于灾祸吗？实际上，在三苏父子中最先因文字获祸，最先因议论朝政遭遇打击的人，偏偏就是在父亲眼中沉着稳重、可以避免灾祸的“车轮印”苏辙。

苏轼、苏辙兄弟小时候被父母送到眉山天庆观北极院道士张易简处，接受启蒙教育。《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载：“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辙也在《龙川略志》中说：“予幼居乡闾，从子瞻读书天庆观”。苏轼八岁时，苏辙还是幼儿，自然是哥哥的小跟班。苏轼兄弟二人从小在一起读书，未曾一日相离。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手脚之爱，平生一人。幼而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小时候的苏轼活波聪明，苏辙稍显沉默迟钝，年龄越大，区别越明显。其实，苏辙的聪慧是被哥哥闪耀的光芒掩盖了。

苏轼、苏辙兄弟长大后，又到眉山城西州学教授刘巨先生门下学习。刘巨先生学识渊博，要求严格，并且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兄弟二人平时是以父亲、母亲为师，这一次系统地接受刘巨先生的正规教育，学问突飞猛进，特别在父亲不擅长的声律之学方面进步很快。兄弟二人开始吟诗作对，而且颇有天赋。苏轼有一篇《记里舍联句》，记叙当年兄弟二人在夏天大雨之时，与同学程建用、杨尧咨即兴联句赋诗。程云：“庭松偃盖如醉”，杨云：“夏雨新凉似秋”，苏轼云：“有客高吟拥鼻”，最后苏辙对曰：“无人共吃馒头”。座皆倾倒。苏辙最后这句对诗引发大家哄堂大笑，却体现了他的机智聪明，风趣幽默。你看，大家都在冥思苦想，一本正经地询章觅句，对景抒情，连吃饭都顾不上。程同学描绘雨中松树惟妙惟肖，杨同学让人感觉到下雨后的清凉，哥哥苏轼更是引用东晋政治家谢安“拥鼻”雅咏的典故：同学们，我们也来学学古人仿效谢安，掩鼻用雅音曼声吟咏。这时联句的气氛也一下子显得高雅起来。我苏辙可没你们那慢条斯理的兴致，肚儿饿了，对不起了，且让我先啃口馒头再说。苏辙边啃馒头边随口一对，那调皮的模样把大家都逗乐了。仔细想来，你别说，他的对句无论用词还是音韵都是蛮贴切的。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苏辙的对句画龙点睛，让整首诗活跃起来，情趣盎然，看似漫不经心，却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苏洵早年喜好游历，二十七岁始发奋读书。庆历六年(1046)，苏洵赴京赶考落榜后，对科举考试心灰意冷，他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苏轼、苏辙兄弟在父亲苏洵的严格要求下，寒窗苦学，博览群书，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至和二年(1055)，十七岁的苏辙娶同里史瞿之女、时年十五岁的史氏为妻。嘉佑元年(1056)春天，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前往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过成都时，一同去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之前就对苏洵的学识文章极为欣赏，相见恨晚，并向朝廷推荐苏洵。至和二年(1055) 苏洵带苏轼、苏辙兄弟拜见张方平后，张方平遂以国士之礼对待苏洵父子。据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载，张方平还曾经当场出题考察苏轼兄弟。苏轼兄弟沉着应对，张方平十分满意兄弟两人的表现，他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苏辙在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 出任门下侍郎，位至宰相，官位高于苏轼，此为后话。张方平随即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信推荐苏轼、苏辙兄弟，并为他们准备了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父子入京。

嘉佑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终于不负众望，高中进士。苏轼、苏辙兄弟具名列高等，苏轼登进士第二名，苏辙登进士第五名。当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真可谓春风得意，少年得志。会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副考官是著名诗人梅圣俞，两人正在锐意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苏辙兄弟清新洒脱的文风，深得他们的赞赏，故将他们同列进士高等。这件事引发出一场风波，欧阳发在《先公事迹》追述：“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那些落榜的学子甚至上街围堵欧阳修，指责他录用这两个无名小卒。没想到，苏轼、苏辙兄弟反而因此名动京师，引得人人注目。欧阳修还特别赞赏苏洵的文章，把苏洵比作当代“荀子”，并将他的文章献诸朝廷。从此以后，“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曾巩《苏明允哀辞并序》）

北宋初年，朝廷上下都在倡导实用简洁、通晓流畅的文风，力戒五代时期的浮华奢靡，然而另一种追险务奇、故弄玄虚的文体又在悄然兴起，特别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流行，时人称为“太学体”。这种文章风气来势汹汹，迅速弥漫朝野。就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将夭折之际，一代文宗欧阳修力挽狂澜，开启崭新的文风，也让三苏父子作为这场文化变革运动的主将，脱颖而出。欧阳修是三苏父子的伯乐，没有他的欣赏、提拔，三苏父子恐怕会湮没终身。苏轼、苏辙兄弟从此以欧阳修为师，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苏辙在《欧阳太师挽词三首》中感叹：“推毂诚多士，登龙盛一时。西门行有恸，东阁见无期。念昔先君子，尝蒙国士知。旧恩终未报，感叹不胜悲。” 苏辙把欧阳修比作汉代德高望重的李膺，三苏父子被他接纳、推介如同“登龙门”，身价大增。苏辙对欧阳修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苏辙中第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文章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同时，苏辙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为文的经历，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对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阐述，这就是著名的苏辙“文气说”。苏辙写信虽为干谒，但行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态度不卑不亢，文辞恳切，引经据典，才华横溢。十九岁的苏辙给贵为宰辅之尊的韩大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韩琦也被这位青年人的卓越文采折服，大为欣赏。“自古英雄出少年”，苏辙就是最好的典范。毕竟苏辙当时只有十九岁，但他的“文气说”主张却新颖独特，别开生面，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远见卓识，令人惊叹！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苏轼、苏辙兄弟能够崭露头角，横空出世，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他们成功考中进士，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老师刘巨先生，所谓“名师出高徒”，与他们同榜进士及第的还有他们的同学，眉山家安国、家定国兄弟，刘巨先生门下同时培育出了两对兄弟进士，一时传为美谈。苏轼、苏辙兄弟最直接、最长久的老师是他们的父亲苏洵，他们的文章风格深受苏洵的影响。苏老泉进士落第后，回家愤而尽焚旧作。闭门苦读，始得精六经，通百家，尤深于《孟子》、《战国策》，“下笔顷刻千言”。苏洵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苏轼、苏辙兄弟俩对春秋秦汉时期文章的喜好，反复训练指导他们的文章写作能力，并把自己的写作经验悉心传授。苏洵文章出入于纵横家，雄奇豪迈，被欧阳修视为“荀子之文”；苏轼烂熟《汉书》，初好贾谊、陆贽，既而读《庄子》，得心应手，为文浩荡无际，机趣横生；苏辙则深受《孟子》、《史记》影响，恬淡潇洒，气势如虹。三苏父子以文章名于当世，是他们成功的基石。然而他们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官场人脉。苏老泉进士落第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官场人脉的重要。所谓“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科举考试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属枉然。李白早就感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芸芸众生中能够被人欣赏、提拔实在是太难得了。苏老泉四处游历，结识不少朋友。他幸运地遇上了自己的伯乐雅州（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雷简夫推荐三苏父子给益州知府张方平，张方平又推荐三苏父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而欧阳修正是这届科举的主考官。也可以说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成功之路是父亲苏老泉铺就的，苏老泉的人生经验来自切身之痛。这也难怪苏辙小小年纪就敢斗胆给当朝枢密使大人韩琦写信干谒了。

就在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等待吏部的选用，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嘉祐二年（1057）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洵父子不得不回到蜀地奔丧。这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他们回到京城汴梁已是嘉祐五年（1060）二月。经吏部“铨选”，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河南宜阳）主簿，苏辙授渑池县（河南渑池）主薄。未及赴任，仁宗皇帝下诏制举，苏轼、苏辙兄弟于是留京应考。“制举”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是一种最高规格的考试，要求极为严格。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而且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的考核。嘉祐六年（1061）八月，经欧阳修、杨畋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举考试。据记载，当时参加制科考试的只有四人，为什么人数这么少？据苏轼的学生李廌《师友谈记》载：“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韩琦）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影响力之巨大。而相国韩琦对青年苏辙尤为关心器重。据说开科之前，苏辙偏偏生了病。韩琦于是上奏皇帝：“今年招考的学子，惟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声望最高，而今苏辙病倒了，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有孚众望，是否延期举行？”皇上竟然答应了。一直等到苏辙痊愈之后，才开科，考试推迟了二十天。后来以此为例，秋闱遂定在了九月。

试前，苏轼、苏辙按照规定，分别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各自阐述了治国理政的纲领。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苏辙作《御试制科策》，这一次，他似乎是吃了豹子胆，文章矛头竟然直指年老尊贵的仁宗皇帝。也许真的是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天不怕地不怕，苏辙身上的“愤青”气质彻底显露无遗。老苏毕竟没有经历过制举考试，他对儿子的考试也只能加以鼓励，却不料苏辙把父亲苏洵平时好为惊人之语的文章技巧充分发挥，从而闯下大祸，其激烈尖锐，令人咂舌！

苏辙在策论中指责仁宗怠于政事，甚至说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他说，仁宗在庆历新政时，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结果半途而废，未见实效。现在又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宽恤，或以省减，或以均税。苏辙认为这一切都不足以致治，因为各地所设官吏本来就是办这些事的，何劳再分遣使者巡行天下。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治国当择吏，皇帝当择宰相，宰相当择职司，“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像这样指斥仁宗，顺带把为政的官员批评一通，真可谓咄咄逼人，不计后果。苏辙此时毫无从政经历，他的这些批评完全是书生之见。更为犀利的是，苏辙直接批评仁宗的私生活，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他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致乱之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要求仁宗引以为戒，并说：“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他认为，仁宗所为与这些致乱之君相似：“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样大胆的言论实在让仁宗颜面扫地。仁宗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并非什么荒淫无道的君主，苏辙道听途说，未免夸大其词。苏辙还指责仁宗朝“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官吏之俸”、“士卒之廪”、“夷狄之赂”以及“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都要由百姓承担，因此“凡今百姓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主管财政之官）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

苏辙的批评虽然有些过火，但他直指当时国家冗官、冗兵、赋税沉重、对外屈膝等时弊，其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坦坦荡荡，正气凛然。苏辙无所顾忌的批评立马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主考官司马光在苏辙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也曾经十九岁考中进士，他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表现出的爱君报国之心，可喜可嘉，拟如其兄苏轼评为三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试卷答非所问，又引历代昏君来比拟盛世英主仁宗，应该不予录取。更多的大臣认为苏辙狂妄自大，一致主张罢黜。幸运的是，仁宗皇帝不愧为仁厚之君，豁达大度，一锤定音：“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他欣赏苏辙的文章胆识，对苏轼、苏辙兄弟赞赏有加，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苏辙入第四等次。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相对中规中矩，文辞婉转，表现卓越，入三等次。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宋史·苏轼传》）。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苏轼美名更是如日中天。当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考试结果，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作为京官被派往基层锻炼培养。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然而，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写任命书。于是改命知制诰沈遘起草制词。多年之后，有人分析，说王安石是因为苏洵曾经写作《辨奸论》讽刺他，言辞激烈，从而导致王安石迁怒苏辙。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王安石曾为苏轼撰制词，而且颇为赞许欣赏。总之，“愤青”苏辙才入仕途，就栽了个跟斗。直到嘉祐七年（1062）秋，苏辙才得到朝廷任命。

事实证明，“愤青”终究会为自己过激的言行付出惨痛代价。《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当时饱受舆论煎熬，担惊受怕，事后还被迫辞官，而且导致这位青年才俊多年一直仕途不顺。他晚年深有感慨地说：“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遗老斋记》）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气之下，他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劝慰苏辙，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苏辙和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为自己辩解，他在诗中说：“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虽然自己已经“学龟头缩”，“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他的内心仍然孤傲，坚持己见，不肯低头。辞官无非是“避谤”，懒得听那些冷嘲热讽、蜚短流长罢了。“愤青”终究是“愤青”。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还朝判登闻鼓院，又试秘阁再入三等，得直史馆。于是，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担任小小的幕僚，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到家乡眉山。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返回京师。此时，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神宗皇帝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之初，诸法未备，神宗诏求直言。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不禁欢欣鼓舞，他奋笔疾书，一道《上皇帝书》，洋洋洒洒近万言。他在上书中说：“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欲治国必先理财，苏辙抓住根本，深入分析当前国家形势，“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慷慨陈词，虽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不知这道奏折上去，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曾布、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参与草拟新法。每有新法出台颁布，王安石都组织他们商谈，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辙在《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对“青苗法”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记述。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仔细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王安石说：你的话有道理，我当从长计议再实行。他知道苏辙的“愤青”脾气，特别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过了一个月时间，王安石都不再谈论青苗法。但后来王安石见青苗法在个别地方试行卓有成效，他就决定立刻颁布实施青苗法。此时的苏辙因王安石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愤青”热血再次暴涨，他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将加罪于苏辙，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作二不休，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真是典型的“愤青”做派。苏辙时年三十岁，仍然年轻气盛。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 苏辙并没从自己最初因直言而遭受挫折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一次又重蹈覆辙。其实，他身处变法大本营，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同事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贵为宰相。当然，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感觉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显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飞钳捭阖”即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这就完全曲解苏辙的赤胆忠心了。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就奋不顾身，为民请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秋末，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呆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就被迫离开，出任河南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河南淮阳），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这是苏辙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转眼间被时代抛弃，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这到底是苏辙个人的无奈选择，还是是“王安石变法”，乃至整个大宋王朝的悲哀呢？

苏辙从当时的最高权利中心一下子被下放，出任地位低微的州学教授，其内心的愁苦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苏轼对弟弟受到的挫折深表同情，经常写诗去信问候。紧接着，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也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他在《戏子由》诗中写到：“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虽为安慰弟弟，但苏轼仍然改不了他好开玩笑的习惯。“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杭州通判）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他们两人都才三十来岁，哪里谈得上衰老，但苏轼对弟弟说公道自在人间，不要灰心丧气。“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面对打击，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人的风骨。这首《戏子由》后来也成为苏轼讽刺新法的证据之一。苏辙的好友、亲家翁文同对苏辙也很关心，二人常有书信往来。文同到陵州任太守时，作《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寄给苏辙，诗中写到：“子由在陈穷于丘，正若浅港横巨舟。每朝升堂讲书罢，紧合两眼深埋头。”，“贫且贱焉真可耻，欲挞群邪无尺箠。”对那些欺负苏辙的小人，他恨不得拿起尺箠（鞭子）加以痛打！“安得来亲绛帐旁，日与诸生共唯唯。”虽然苏辙的年龄比文同小得多（二十岁），但文同表示愿意当他的学生。“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已方成名。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文同认为苏辙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非常可贵，这一点就是妇女儿童都是明白的。文同的鼓励无疑是对苏辙的最佳抚慰。

在神宗朝，苏轼虽不得志，但他三典名郡（密州、徐州、湖州），是风风光光的地方长官；而与苏轼才华相当的苏辙却一直作幕僚，从事教学、文案工作，直至四十七岁才作了“县城如手大”的绩溪（安徽绩溪）县令，够倒霉的了。苏轼身上也有“愤青”气质，但相对苏辙，他人情练达，应对官场往来，经验要丰富得多。苏轼的诗文风靡全国，广为传颂，出尽风头，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并未发表多少反对讽刺新法的过激言论，遭遇的文字灾祸多出于别人捕风捉影的嫉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自然成为被攻击的首选对象，而他的几次遭遇灾祸都牵连到苏辙，一起遭殃。反观苏辙，他连皇帝的错误都敢指责，对富弼、王安石等宰辅级别的官员更是毫不留情地直接批评，这才是典型的“愤青”风范。这两次“愤青”事件的不利影响，教训实在太惨痛。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苏辙因此而得以远离权力中心争斗，一直困于基层，避免了更大的灾难。这还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苏洵“车轮印”预言的先见之明。

北宋后期，党争激烈。苏辙的政治生涯也随着党争的起伏演变而沉浮。那曾经的“愤青”已经不再年轻，但无论是身处朝堂，贵为宰辅之尊，还是遭受迫害，贬谪到荒凉的瘴疠之地，苏辙肩挑道义，见义勇为，敢于直言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苏辙在《亡兄端明墓志铭》中对苏东坡的性格特征描述道：“其予人见善者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者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斯不顾其害”。这段话无疑也是对他自己“愤青”性格的最佳注脚。

暮年的苏辙退居颍川（河南许昌），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甚至多年闭门不通宾客。为了避祸，他曾经只身逃往汝南（河南汝南），不敢回家，在汝南居住一年时间。也许可以用辛弃疾的《丑奴儿》这首词来形容暮年苏辙的心境：“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苏辙盍然离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6号 刘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