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与唐太宗的关系如何？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627年一649年）的统治，被后世历代史家褒扬，称为“贞观之治"。这一治世成功的取得，与唐太宗于纳谏密不可分，而贞观时代最有名的谏臣当数魏徵（580年一643年），他们二人为后世树立了君臣关系的楷模，传为佳话。但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而是经历了许多波澜起伏。
魏徵最初是站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魏徵祖籍河北巨鹿人，父亲曾做过北齐的县令。他年轻时就喜好读书，志向远大，以天下事为己任，曾出家为道士，在隋末投身瓦岗寨农民起义军，深受李密器重，瓦岗寨农民起义失败后，他跟随李密入关降唐。又以唐官员的身份招降、安抚山东豪杰，成功地劝说当时实力颇强的原瓦岗军重要将领徐世勣归顺唐朝。后魏徵陷于窦建德军，建德厚待他，任命他为起居舍人，后来窦建德兵败，魏徵再入关归唐。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久闻魏徵之名，延请他担任太子洗马，对他非常尊敬。作为东宫官员，魏徵看到秦王李世民实力强大，曾劝建成除掉秦王。太宗登基后，召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自己兄弟，魏徵毫不畏惧，反而称太子如果听了自己的建议，就不会有后来的失败。太宗感慨魏徵忠于前主，敢于直言，又敬佩他的才学，因此不计前嫌，委以魏徵重任，拜他为谏议大夫，又派他出巡安抚河北，还给他很大的自主权，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各种事务。魏徵走到河北磁州，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送京师。魏徵认为，出发前太宗已经下令宽赦前东宫、齐王府官员，前事既往不咎，如今却将李志安、李思行等作为罪犯对待，无法取信于山东、河北的人民。因此，他不避自己曾为东宫官员的嫌疑，为了国家社稷，大胆做主，释放了李志安、李思行等人，然后上奏太宗。对他出于公心的行为，太宗非常理解和赞赏，他们二人的关系由敌人转向了君臣，这种转变的前提条件是唐太宗的宽广胸襟，他包容了过去的敌人，化敌为臣，并对其量才使用。
此后，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唐太宗重用魏徵，魏徵也尽心报国，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贞观初，唐太宗才登帝位，正欲励精图治，经常主动征求魏徵的意见和建议，屡次延请他进入寝殿咨询政事。魏徵有经国之才，且性情耿直，又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称其为“知己之主"，认为太宗以国士对待自己，自己也要尽全力报国，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旧唐书》说魏徵长相不超过中等之人，而素有胆量和智慧，屡次冒犯皇帝的龙颜，大胆进谏，即使碰上君王发怒，他也神色不变地坚持自己的意见。魏徵前后进谏多次，得到了太宗认可，褒奖他“至诚奉国"。太宗与魏徵的关系达到了儒家君臣关系的理想状态一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在这一阶段，两人的关系也曾经历过小的波折。作为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要长期保持虚怀若谷的心态听取逆耳的忠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经有一次，唐太宗在退朝后气咻咻地回到后宫，声称：“一定要杀此庄稼汉。"长孙皇后知道他是因为魏徵进谏而发怒后，马上换上朝服来向唐太宗祝贺。太宗很纳闷，长孙皇后却说：“我听说主明臣直，如今魏徵正直进谏，完全是由于陛下你是明君的缘故啊，我怎敢不祝贺你呢？“贤德机智的长孙皇后就这样化解了太宗的怒气，充当了唐太宗与魏徵关系的润滑剂。
还曾经有人状告魏徵结党营私、庇护亲族，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审查，没有发现证据。温彦博回奏太宗，称魏徵在日常工作中不会躲避嫌疑，给人留下了攻击他的口实，招致诽谤，即使没有私心，今后也应注意。太宗于是让温彦博将这个意思转告魏徵。魏徵并不接受，他反驳说：“如果君臣之间不存公道，只看外在表现，则国家就会衰亡。"太宗幡然悔悟，魏徵还表示自己愿做良臣而非忠臣，因为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助君建立伟业，荫庇子孙，福禄无疆，而忠臣身受诛戮，皇帝得到恶名，家国两亡，太宗深以为然。
唐太宗的知错能改和虚心纳谏，使二人的关系在经历了波折后，不但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了。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拜魏徵为太子太师，将辅佐太子的重任托付给他，可见对他的倚重。魏徵为官清廉，其住宅原无正房，太宗就将自己准备盖一个小殿的材料给他盖房子，房屋落成后，因魏徵一贯简朴，唐太宗又专门派内臣赐给他素褥布被，表现了对他的关心和尊重。等到魏徵病重时，太宗亲至其宅，凄然落泪，问所欲言，魏徵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个典故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意思是寡妇不怕纬纱少而织不成布，只怕国家灭亡，后因以表示忧国忘私。魏徵死后，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魏徵司空、相州都督之职，谥号文贞，令以一品礼葬，并赐给他丧葬所需，许其陪葬昭陵。葬日，太宗登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撰墓碑文，并写于碑石之上。魏徵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太宗都沉浸在对他的怀念之中，他曾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逝去，我失去一面镜子了。"他还下令公卿侍臣将魏徵还未来得及呈上的遗表书写在上朝时要用的笏板上，学习魏徵知而必谏的精神。至此，魏徵可谓是“生荣死哀"了。
但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还有第三个阶段，在魏徵死后，唐太宗对他的信任发生了动摇。魏徵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魏徵死后，杜正伦犯罪被贬黜，侯君集谋逆被杀，太宗开始怀疑魏徵和他们结党营私。魏徵还曾把自己屡次进谏时与皇帝的言辞往来都记录下来，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他死后，太宗得知此事，更不高兴。本已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长子叔玉，现在太宗手写诏书令停结此婚，并下令推倒自己撰写的魏徵墓碑。于是，魏徵的子辈逐渐衰落了。读史至此，令人唏嘘，对臣下的猜疑恐怕是君主专制无法根除的痼疾，以唐太宗一代明君，仍不免落入这一怪圈。
所幸的是，贞观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年，太宗三次遣将征伐高句丽均无功而返，这时，太宗又想起了忠鲠直言的魏徵，后悔感叹说：“魏徵若在，定不会让我出征。"遂命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将自己写的魏徵碑重新树立起来，还召见慰问并赏赐他的妻儿。这样，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终于画上了一个还算完满的句号。
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三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