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怎么回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三，秦王李世民密奏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淫乱后宫，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并自称无丝毫对不起兄弟之处，却为兄弟不容，屡次加害自己，若被害则将永远离开君父。高祖感到问题严重，召建成、世民六月初四清晨入宫，拟审理此事。当天夜里，李世民却做好了借李建成、李元吉入朝之机将二人斩杀的军事部署。清晨，建成、元吉行至宫城北墙的玄武门内侧的临湖殿，察觉有变，就掉转马头想回东宫。
这时，秦王安排的伏兵杀出，元吉屡次放箭，秦王回击，建成中箭身亡，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在事变中，秦王李世民及其手下不但杀掉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还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称帝，即唐太宗。
这是一起改写了唐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有详尽记载。传文全面描浍了李世民的才德和被迫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苦衷''，而太子李建成则被描绘为一个缺乏能力和威信，居心险恶的形象。传文首先将李世民与李建成两人的能力、品行进行对比。李世民被描述得战功赫赫、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不会投机钻营。他还非常仁孝友悌，高祖曾让他赴洛阳居住，他哭诉称不想远离父亲。太子的葬礼上，秦王哭得也很伤心。
另一方面建成、元吉的形象却在此传中被塑造得非常渺小。例如，他们没有战功。传中记载太子潦佐王珪、魏徵曾对太子说：殿下您只因是嫡长子才被立为太子，既无卓越的功绩，也无仁德的声望。而秦王功勋卓著，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您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显系借太子东宫官员之口扬世民抑建成。他们生活腐化。外结小人，内乱后宫，兼并田宅，侵夺犬马、骄恣横行，作恶多端，却以巧言令色迷惑高祖。他们心狠手辣。时李世民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
他们图谋不轨。建成私召四方骁勇，并召长安恶少年两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称长林兵。等高祖出幸仁智宫时，建成令庆州总管杨文幹募健儿送京师，想发动兵变，高祖知道后怒责建成。此后，封伦又劝建成作乱，武德九年，突厥扰边，建成、元吉计划此时起事，后未果。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许多不实之处。如传中也提到，晋阳起兵时，隐太子建成引兵攻略西河郡，从平长安。义宁二年（618年）任东讨元帅，率兵十万徇洛阳。武德元年（618年），立为皇太子。武德二年讨伐司竹祝山海起义，又率兵往原州（今宁夏固原）接应杀李轨率众来降的凉州豪族安兴贵。武德四年，稽胡酋帅刘仚成拥部落数万人扰边，建成率师讨之，大胜。武德五年，刘黑闼率窦建德旧将反，并与突厥联合用兵，唐山东局势危急，起义军被李世民武力镇压，但刘黑闼逃走，并借突厥兵再次起义，李建成率军出征，擒刘黑闼，河北起义军彻底失败。可见，虽然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李建成也具有一定带兵作战的能力，他之所以战功不如秦王，是因为他早在武德元年就被立为太子，为保证其安全，高祖较少派他出征打仗。而所谓的杨文幹之变和武德九年的举兵图谋也值得推敲，建成已贵为太子，且受高祖恩宠，实在没有必要抢班夺权。而且李建成死时年三十八，其五子并被李世民诛杀，在权位面前，忠孝仁义的表象实在不堪一击。《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还描绘了高祖李渊对待两子态度的摇摆不定。
传中称由于李世民功业日盛，高祖曾私许立为太子，但李世民忙于军政，以招贤纳才为务，不善与后宫妃嫔结交。他平定洛阳后，高祖派贵妃等到东都挑选宫人及府库珍物，公事之余，贵妃等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秦王都不同意。他因为大公无私得罪了后宫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都曾在高祖面前诬告他，高祖大怒，觉得秦王的权力超过自己，他曾对亲信裴寂等说：这儿子长期在外带兵，权力太大，被他身边的人教坏了，不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诸妃嫔等又奏言说，万一高祖辞世，诸妃及其幼子必为秦王所不容，太子建成仁厚，则会予其善待。高祖听后不悦，从此对秦王恩礼渐薄，抛开私下许诺，改立建成为太子，建成、元吉受到恩宠。但杨文幹之变中，高祖又改变了主意，他派秦王世民讨杨，并许诺回来立他为太子，废建成作蜀王，以利于秦王登基后控制。后经元吉、众妃、封伦等游说，高祖改变主意，复令建成留守京城。但秦王在东宫饮酒吐血后，高祖又旧话重提，说晋阳起兵本是秦王的主意，统一天下是秦王之功，自己本想立秦王为太子，秦王推辞不受，而建成为太子多年，自己也不忍废之。面对两兄弟不和之现状，高祖让秦王前往陕东道行台，居于洛阳，仿汉代梁孝王旧事，建天子旌旗。
这里高祖被描述为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但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高祖其实是一个城府很深，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而且从中国封建社会皇位继承的传统看，传位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高祖22子，皇后窦氏生4子，建成居长，次为世民。从常理看，建成理当承继大统，立李世民是不合规矩的。传中又称武德四年，李建成讨稽胡酋帅刘仚成，虽胜，但由于他不恤士卒，部队逃散大半，高祖忧其不熟悉政术，常令他习时事，并将非军国大务之事，都交给建成处理，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为东宫官员，为太子提供建议，可见，高祖是要极力栽培建成的。
最后，《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还强调秦王发动玄武门之变有不得己的苦衷。传中记载建成与元吉引秦王入东宫夜宴，欲毒杀之，秦王饮酒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高祖为化解二人矛盾，让秦王去洛阳，建成、元吉怕秦王外出后势力壮大，又竭力阻挠。此后，二人勾结后宫，不断在高祖面前诋毁秦王，令高祖对秦王产生了怀疑，秦王恐惧无措。李靖、李勣、封伦等劝秦王发动政变，他都没有同意。封伦于是反劝高祖除去秦王。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计划举兵。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劝秦王当机立断，采取变通的做法，保全社稷，大义灭亲，秦王最终同意。但陈寅恪先生根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常何墓志铭》，发现原隶属太子的玄武门守将常何被拉入秦王阵营，太子等进入玄武门时毫无防备，所以被李世民一击得中。可见，玄武门之变并非李世民临时起意，而是事先精心策划的。
《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也大体上均肯定秦王而否定太子。历史之所以被这样描述，是因为成书于五代、北宋的史书依据的是唐代留存下来的国史、实录等资料，而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李世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明君形象，令唐代史官讳饰他即位前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情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学者还进一步研究指出，李世民能够成功发动政变，是具备深厚基础的。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在占有军事优势、人才优势，控制中枢决策权，拥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和社会舆论支持的条件下，有预谋有计划地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不是被迫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冒险行动。
出自《中国古代历史三百题》
